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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仁
新年伊始，有关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新闻迭出。北京曝出数千考生通过培训中介机构报名失败的事件，受到影响的考生至少2300余人，有人对此质疑“四六级考试怎么变成权力寻租场”？与此同时，四六级考试作文题以及部分答案已经在开考前出现在互联网上。无论是专家还是网民，对此更啧有烦言，甚至将此提升到该考试模式存废的高度。
围绕着四六级考试，中国大地上正演绎着荒诞且滑稽的悲喜剧。本应作为语言工具的英语，由于被附加过多的价值，四级不通过不能拿学士学位；六级不通过，不能拿双学位，也不能拿硕士学位；用人单位招聘，六级证书也往往成为必要条件。甚至于亦成了衡量学校教育水准、行政官员政绩的重要尺度，具有了“一票否决”的绝对权威。带来的结果自然是，为升级达标，学生们宁可荒疏学业，有54.48%的学生坦陈，经常利用其他课程的时间准备四六级考试；43.7%的人为了应付考试，报名参加过校外的辅导班(1月17日《中国青年报》)。从组织考试收报名费，到开培训班收辅导费，还有出版社、学校印制的辅导资料和书目，都多得让人难以统计，四六级考试已经成为一个产业，更催生了畸形的舞弊业。据举报，四川绵阳地区去年就出现了考前“背答案”的咄咄怪事。每个人先交4000元，就可获知考试答案和作文题目。整个行动有组织、有计划，让人感到恐怖。至于寻找考试“枪手”、毛遂自荐者的广告公然贴在各大校园的公告牌上，更是见惯不怪。
全国每年举行两次四六级考试，分别始于1987年9月、1989年1月。至今年，报考人数已达到600万。社会范围内就四六级制度的反思，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并且自始至终伴随着对高校英语教学制度的批判。与民间声音相对立的是，国家四六级考试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惠中坚称，“四六级考试是一把科学的检测英语水平的尺子，为我国大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提供了客观的、精确的描述”。人们对此论断的质疑，不能不联想到其背后巨大的利益驱动。
一位学者曾粗略估算，每个考生缴纳十几到二十几元钱报名费，600万人参考，一年两次，光报名费的收入就是上亿元。调查显示，67.38%的公众表示，自己为了准备四六级考试，所花费用在100元以上。其中18.53%的人，更是花费超过千元，实在是一块诱人的大蛋糕。去年，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可以佐证。仅仅是一个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自1989年以来就违规集中各地考试费2.24亿元，未上缴财政专户，并从中支取相关考试费用等1.9亿元。在这样一个考务垄断的平台上，考务人员、考试机密、考试辅导无不成了稀缺的资源，成为不法之徒觊觑的“圣餐”。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更为权力寻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虽然不是职能部门固执己见，坚持四六级考试作为指挥棒的惟一动因，但至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决定立场。难怪有人尖锐地指出，“四六级考试成为社会评价体系的一部分后，作为主导教育的部门也是沾沾自喜，痛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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