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厚望里

    文 长安刀客

　　老家的人打来电话，说准备到北京来上访，我一听就吓了一跳。我怕他们对我这个在京城做记者的小老乡寄予厚望，说穿了，我只是一个记者，而他们寄希望于我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些年来，我一直活在老家的人的厚望里。

　　考上大学的那一年，村里一个姓张的杀猪匠乜斜着眼问我：“考上了？”我诚惶诚恐：“考上了。”“哪个大学呀？”“上海的大学。”杀猪匠立即对我竖起大拇指：“不错，上海大学不错！”我当时那个汗呀。

　　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做了记者，我更是成了村里人崇拜的对象。他们常常对从上面下来收费的人说：“看你们再敢乱收费？我们大平子(我的乳名)可是在省城当记者的！”据说这话还真管用，唬退了不少红顶子。

　　但是，老家的人后来也明白了记者也有好坏之分。有一次村里一所学校的学生打架，其中一个学生在打斗中被杀死。此事在老家引起不小震动，县里教育、公安等部门都来人进行了调查，不久就有记者进村采访。来的记者气势咄咄逼人，校长一时就乱了阵脚。最后两个记者扔下一句“不想被报道，明天就拿一万块钱来”就走了。被惊吓过度的校长急中生出智来，猛然间想起我也是在省城当记者的。于是，我就接到了校长从老家打来的电话，问我咋办。我一听就火了：“甭理他狗日的！”校长有了我这话撑腰，第二天把那两个来要钱的记者骂得狗血淋头。一看阵势不对，两个记者只得落荒而逃。

　　老家的人都说还是我有本事，我说，是有的记者良心让狗吃了。

　　再后来，我到了北京。在村里人的眼里，现在的我仿佛已经可以经常进出中南海似的。于是，找我的人就更多了。有的说，我家老幺想托你给弄个拖拉机驾驶证；有的说，我家大女子初中毕业了想到广州打工，你能不能给她弄个职业资格等级证。更有一次，二叔竟要我想法把他家因偷盗被派出所抓去的老大弄出来。我一听很坚决地说：二叔，老大被抓了是好事。从此，村里找我的人就少了。

　　谁知道忽然就接到一个要亲自到北京来上访的电话呢？

　　我说：“别别别……你先把材料给我邮寄过来，我看看再说。”电话那端说：“邮寄多慢啊……”我一边感叹信息时代对人类的影响竟如此深刻，一边说：“那发传真吧，我马上就能看到。”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了从县城发来的传真。五页纸，打印稿，说的是政府占了地不按标准补偿。最后一张全是村里人密密麻麻的手印和歪歪扭扭的签名，让人想起当年小岗村私下里搞土地承包的严宏昌。

　　于是我成了去国土资源部的上访者。七拐八拐了很久，才在一个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胡同里找到人民来访接待室。原来国土资源部人民来访接待室竟然在一个公共厕所对面，大铁门紧闭着，门口站着或蹲着从各地来的十多个上访者。透过铁门的一个小窗口望进去，门内也坐了好几个上访者。一个门卫递给我一张纸，我按上面的要求一一填上了上访者姓名、地址、何时到京、几人到京、几次到京、到京后找过哪些部门等内容，门卫放我进去，坐在椅子上等待。

　　20多分钟后，我被带进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材料，让我说明一下情况，在一个笔记本上登了记，看过我的身份证，然后说：你回去吧，这事还得找当地政府解决。说完就给了我一张盖有接待办公室公章的小纸。

　　我立马把那张纸像鸡毛信一样快递回了村里，并转告了我上访的结果。

　　村里人显然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但我告诉他们：即使你们亲自来，也只能像我一样，在几分钟之内同样被打发走。

　　坐在长安街边的办公室里，窗外永远是滚滚的车流。这是一月的北京，寒气袭人，我仿佛又看见老家的人躲在墙根烧火取暖了，火光中，我闻到了久违的田野里深褐色的土地飘着的芳香。快过年了，杀猪匠的生意又该好起来了，他还能像十多年前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地扳倒一口肥猪吗？

　　我愿意为他们活在厚望里，只要我力所能及。尽管我让他们一次次地失望。

　　(长安刀客，1977年生。做过农民、乡村教师。记者，www.51fabiao.net网站CEO，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