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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众智力的蔑视和刻薄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本质，在另外一位主流经济学家那里表现得最为传神。在对郎咸平的回应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评论说，“对于体制改革过程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学者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然而，这种争论不适宜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继而，此人还模
仿起战略家的姿态，故作神秘地说道：“在我国，静悄悄的变革往往比轰动式变革更易成功些”。我想，这位主流经济学家的意思是，中国大众愚昧无知，所以郎咸平应该先与中国经济学家的“精英们”商量讨论，取得共识后，再告诉公众一个简单的答案。如此蔑视大众智力的语言，不自觉地脱口而出，竟然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实在让人怀疑他是否受过最基础的现代公民训练。让这位经济学家难堪的是，郎咸平一点也不想给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面子，他用更轻蔑的口吻回答了他们：“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大家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郎咸平可能狂了些，但郎咸平的道德判断力肯定要比中国主流经学家们高出一筹，因为他拥有一个正常社会中普通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常识。正是凭借这种常识(而不是其他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郎一眼就看出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在精神上的严重缺陷和道德上的普遍不义，一眼就看出了他们自以为独立于大众实际上是愚弄大众的伪贵族气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不在于他们是区隔于大众的，而在于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大众的。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第三个危机来自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
市场是好的吗？当然。但这种结论远远不能满足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狂热。在他们看来，市场不仅可以自动产生最大福利，也可以自动产生一切美德，而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这样，主流经济学就将中国的市场改革变成了市场优先论，并进一步变成了市场决定论。市场，作为满足人类交换自由并增进人类福利的工具，在一定条件下也同样可以成为损害人类自由和福利的武器。保证市场服务于人类福利的一系列条件包括信息的对称、公民权利的构建、政治文明的发展以及社会普遍的信任文化等等。事实上，资本主义文明在近几百年来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构建和完善上述条件，从而使市场更加有利于人类福利的过程。否则的话，资本主义文明就不会有今天，所谓市场也就只能沦为供少数人攫取和饕餮的场所。显而易见的是，这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市场化问题，早已经从市场本身的问题转变为如何为市场构建一个政治文明以及公民社会基础的问题。但中国主流经济学显然没有看清中国问题的这一时代转换(当然，即便他们看清了，他们也不敢高声说出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只能像置身世外的一群奇怪信徒，齐声赞美着市场的美德，反复唠叨着那种原始的自由竞争。在这种头脑简单的流行信念中，中国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的文明可以不需要政治民主、可以不需要公民权利，可以不需要自由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流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完全可以被简单地还原为市场的自然演进，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被考证为比当时欧洲更符合新古典市场模型的18世纪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自然演进出现代的市场经济？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就像一种魔法，不知怎么就可以为自己铺就一条通向“好市场”的高速公路。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改革”中，从来就只有市场的缺位，而所谓政治缺位、社会缺位根本就是无知者杜撰出来的奇谈怪论。总之，他们要构建的是一种市场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市场。于是我们被告之：我们惟一需要做的就是，将市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供奉起来，然后以最大的耐心等待下去，市场的逻辑将自然而然地“创世”。任何超出这一努力的行动都将被视为不科学的、不理性的、不专业的，因而也是激进的、有害的。无疑，中国主流经济学要给我们开出的药方是，我们必须首先退回原始的自由竞争状态，然后经过人吃人，然后再“吃”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幸好，人类文明的进化已经将我们推到了一个不可能退回去的位置。是故，我们剩下来的选择就只能是，将中国主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奇怪信念留在身后。因为在当下中国，市场原教旨主义遮蔽的问题远比他们说出的真理要多得多。
主流经济学曾经自鸣得意地宣称，要从权力手中“骗出一个新体制”。但事实证明，在这个涉及十数亿人口的规模宏大的弱智游戏中，真正受到愚弄的是大众，昔日沉默的、原子化的个人被迫以大众的姿态在郎咸平事件中现身的事实，有力地提示我们：“渐”而不进的中国改革，可能正在重新跌进一个古老的制度陷阱。显然，这远远不止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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