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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危机
然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在今天的特权危机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来自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危机。
如前所述，中国主流经济学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获得话语地位的，这个时期是中国的市场化狂飙突进、私有化(产权明晰)狂飙突进、对外开放狂飙突进的时期。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隐含的和不容置疑的强制性前提，那就是对特权利益的承认。进而言之，就是必须承认政治特权在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中优先索取权。据称，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是一些现实主义者(张维迎在回答《北京青年周刊》记者提问时候就断然说道：我没有梦想，我很现实)，于是，特权在产权改革、市场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中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隐含前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了下来，并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理论框架中一个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对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这个前提是不言自明和不可改变的。所以，他们的全部学术努力就集中在如何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去最大限度地推进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无须怀疑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诚实，同样也无须怀疑，这种以降低中国改革伦理标准为代价的学术诚实是犬儒的、市侩的。对这一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他们毫不犹豫地宣称“改革要利用腐败”、“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这些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的学术主张，迎合了 90年代中国的需要，也径直将中国改革的伦理水平击落到现代文明标准的底线之下。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手段并不重要，市场化的目标才是一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可以也应该利用一切手段、一切机会。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局部的寻优可能导致整体的不优，手段的选择可能毁灭目标本身。这就好比登山，沿着一条看上去距离最短的道路前进，最后发现却是一条悬崖绝路。这种不幸的结局可能很少出现在静态和局促的理论演绎之中，但却是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悲剧。对此，俄罗斯寡头古辛斯基早就充满悔恨地替我们总结过：“我们明白了，崇高的目标是无法通过肮脏的手段来实现的。今天我确信了这一点”。现在，机会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所倡导、所推崇、所鼓励的中国机会主义改革的后果，正在中国全面浮现，而陷入困境的机会主义者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就这个意义而言，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并非是对郎咸平的赞同，而是对机会主义改革的反对。离开案头即匆匆穿梭于各种高层论坛或企业家俱乐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不到这一点，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当他们还在踌躇满志、自以为掌握了一个时代的时候，他们的危机却已经悄悄开始了。
特权阶层在改革中的优先和利益最大化，既然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制度变迁模型中一个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那么，作为这个条件成立的条件和结果，大众(他们经常被称为沉默的多数)利益的最小化就是一种必然。更通常的情况则是，由于沉默多数在中国政治表决结构中的被动缺席，已经被最小化的大众利益常常被完全忽略不计。在中国改革越来越趋近于零和游戏的当下，这种“最小化”已经不再是一种中性的理论假设，而是作为一种野蛮的现实被呈现出来。普遍剥夺在大众中所及激发的愤怒，指向的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另外一个软肋——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在解释中国产权改革为什么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的时候，张维迎非常诚恳地说道：“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的确，张维迎非常诚实地道出了中国产权改革的历史真相，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的博弈世界之中，有政府(官僚)，有企业(家)，也有学者，但却独独缺少一个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在法律和正义意义上拥有国有产权的大众。在这个博弈中，公众不在场，公共舆论不在场，社会的公序良俗不在场，于是，这个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们的分赃。在中国的产权改革中，这不是一个推论，而是一个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的事实。无须我指出这个正在发生的分赃工程的系统性，互联网上对张维迎的压倒性反对，实际上就是无数经验事实的集合。必须承认，中国国有企业产权问题远不是郎咸平所说的那么简单，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是郎咸平赢得了大众？其原因就在于，张维迎以及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也是经验上的。根据经验，大众几乎立即就能判断，谁站在自己这一边。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性格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他们对中国大众一句耳熟能详的教导：“必须有人为(市场)改革付出代价”。那么，谁该为改革付出代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付出代价的时间将延续多长？事实上，这个提问方式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伦理困境。“为什么是我，是我们付出代价，为什么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这可能是大众对精英主义最好的诘问。
在郎咸平揭露出某些企业家对大众及中小股东的种种剥夺时，张维迎动情地辩护道：“我们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确实，我们应该善待那些为社会真正创造了财富(在企业家前面加上这种定语在中国显得尤其必要)的企业家，但我们同样应该善待大众。不用举例，我们就能感受到，就实际遭受的不公正而言，大众可能要远远超过企业家。但张维迎显然忘记了这一点。对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在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视域中，企业家是财富的惟一创造者，而那些千千万万为企业家打工的，则是财富创造活动中的“零贡献者”。他们甚至极端的认为，在企业家与打工者及中小股东之间只有交易，没有剥夺。我们真正感到奇怪的是，这种违背人类基本常识的畸形的企业家崇拜，怎么会变成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共识(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公开这么说)？一个在西方也随时可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夸张辩护，怎么会在中国主流经济学那里变得如此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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