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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2004年12月2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集中公布了62个国务院部门75位发言人名单及联系方式。——对于这一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强化政府信息公开责任的重要举措，社会各界给予了广泛的积极评价，认为是“按照新闻要求迈开的第一步”，有利于“透明政府”的建设。（《新京报》2004年12月30日）
然而，上述“第一步”，究竟落实得如何？
29日，在河北秦皇岛召开，由中国煤炭运销协会承办的2005年度全国重点煤炭产运需衔接会上，出现了这样的怪事：2．5万人参与、备受关注的全国性会议，竟然开得近乎神秘：不仅没有对任何新闻媒体发出邀请，会议组织者甚至还“关照”与会者不得接受采访，不仅如此，有关部委领导在会议上的讲话材料一概不向媒体提供，如果想要，必须50元一本掏钱买……（《京华时报》2005年1月2日）
显然，在这次会议上不仅本应及时到位的新闻发言人杳无踪影，也嗅不到半点信息公开的味道，何以如此？是因为这里涉及事关国家安全等不便公开的信息？似乎不太可能，从会议名称上看，不过在煤炭产运调度方面，而且，2．5万参与的盛大规模，也不符合秘密会议的一般规格，更重要的是，如果会议信息真是秘密、不能公开的，何至于出了钱就可以购买？那么，是因为会议的组织者不知道有信息公开、新闻发言人一说？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不是在前一天才开过吗？
如此看来，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能是，有关会议组织者并没有把信息公开太当一回事，借公共信息敛财的意识强，而无偿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意识异常淡漠。无疑，这种意识淡漠，与公开、透明的政府行政品质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其损害的不仅是一次具体的信息发布的质量，更是政府服务公众的行政形象本身。
对于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此前曾有论者指出，必须加强发言人的新闻意识，即要保证相关政府官员在工作中尊重以时效性和客观性为基本特点的新闻规律。但是，透过上述秦皇岛会议现象，笔者以为，新闻意识之所以在会议组织者身上严重欠缺，更关键的可能还在于，这种应然的新闻意识背后缺乏强力的责任追究制度做支撑。因为很明显，任何意识都不可能凭空产生，所谓“存在决定意识”，作为体现信息公开责任的新闻意识，自然也不例外。如果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为基础，单靠当事者的自觉，显然无法保证这种意识和责任的真正到位——会议新闻被组织者公开拿来牟利，这里，新闻意识当然不是没有，而是扭曲了。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今年以来，深圳、珠海等不少地方将接受新闻采访、舆论监督作为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之一，否则相关人员将被追究责任，无疑，这些有益的做法，值得国家在完善包括新闻发言人在内的信息公开制度时，加以借鉴，从而使体现政府责任意识的阳光、透明品质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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