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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元
不久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了对原常德市政协主席彭晋镛的二审判决：维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判，彭因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耐人寻味的是，案发前彭在有关部门、公众视野里基本属于“好干部”形象，记者从有关部门查阅了彭晋镛的档案，这些升迁过程中的考察材料不仅没有流露出彭任何可能贪
污受贿的蛛丝马迹，而且其中6份考察材料竟然存在惊人雷同。(12月27日《暸望新闻周刊》)
23年从政历程，8次职位变动，特别是1993～2002年，就在彭晋镛升迁最快的时期，他贪污受贿最为疯狂，简直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然而组织部门对他个人进行的9次年度考核，有两次优秀，其余为称职。对比这些考察材料，能发现诸多让人瞠目结舌之处，其可读性之强，不亚于一部长篇讽刺小说。感谢记者们从文件柜中挖出这么多枯燥的考察材料，让笔者有机会进行圈点，并将其可读性总结于后。
可读性之一：考察材料“一大抄”。1983年和2002年是彭晋镛人生历程的两大变化，他分别由区委委员一跃成为副处级的县委常委，由市委副书记擢升为正厅级的市政协主席。可是他担任区委委员和县委常委的考察材料几乎一模一样，让人难以区分，其担任市委副书记和市政协主席的考察材料内容，从段落结构到文字表述也差不多。抄来抄去的考察材料，到底是考察人员图省事，还是人对人的考察已沦为纸对纸的copy？让人迷惑不解。裹着谎言的“纸上事实”，与大肆攫取黑金的“现实事实”严重不符，抄出来的考察报告和上级领导看走眼的窘境，必有联系。
可读性之二：考察评价“万能药”。就拿普通百姓来说，人与人相比，个性特点、行事风格都大不一样，官员们更是如此，德能勤绩廉等方面表现千差万别。可惜在某些地方，对这些个性化十足的官员进行的考察，结果却千人一面毫无个性。用个别基层组织干部的话说，不仅彭晋镛的考察材料年年相似，其他官员亦是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干部考察的形式化，上级派两三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上两三天，开三五个座谈会，接触二三十个人，不同的人考察出来的结论也都大同小异，如果不看名字就根本判断不出来这个人是谁。这种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人都适用的考察报告，真害人不浅。
可读性之三：个人缺点“格式化”。研究彭晋镛的几份考察材料，其中提到他的缺点用得最多的表述就是：“工作有时显得魄力不足”，这也成为了从1983年至2002年间一直拥有的一个缺点，或者说一直没改掉的缺点。而他从政后10年“听不进不同意见”、“贪心日盛”的“缺点”日益显现和膨胀，却丝毫没有载入考察材料中。由于个别考察干部奉行“好人主义”原则，不愿或不敢得罪人，在总结考察对象缺点时动不动弄出些“工作中有时还不够大胆”、“有时不够注意身体”等不痛不痒的缺点，实际起到了替贪官掩饰的作用。贪官能够“坐大”，这些只种花不栽刺的考察者难辞其咎。
彭晋镛从政23年的一摞考察报告，具有“可读性”的内容还有很多。如避重就轻含糊其辞、量身定做一路赞歌、名实不符跑风漏气等。从中暴露出的官场华而不实风、考察中的形式主义，都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为民辨忠贞，为国选良才，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贪官彭晋镛年年优秀称职的考察报告，告诉我们一个沉重的事实：解决某些地方官场不讲真话实话的弊病，纠正选官用官中的形式主义，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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