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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羽
奇谈年年有，今日尤其多。近来，一群经济学家聚会“研讨”彩票，竟有人提出可以在中国内地放开搞活博彩业。理由是：与其让近500亿人民币的“银子”流往境外赌场，让人家赚了个盆满钵满，还不如在中国内地某处开场设局，使咱们那些穷哥儿们尽快致富。这也算是一种肥水不流外人田吧。
500亿人民币当然不是一个小数字。据说前几年国家在税费改革之前从农民身上征收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数额就相当于这个数额。可见，如果一项事业能为社会产生这样巨额的财富当然是一种好事。但是，问题在于这是一项什么样的事业？是赌博、是一种将会造成社会巨大危害的千年恶习和陋习!
赌博，就是中华民族的陋习之一。而且，由于千年的延续它一度成为了民族的劣根。要知道，一种坏东西乍一出现，人们还有警惕性和防御性,但如果由于时间长久、参众广泛、司空见惯，再加上有权有势者的明里暗里推波助澜，坏东西就会逐渐演变成习俗，糟粕化入劣根，人们就会失去警觉，而变得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毫无抵御能力了。经济学家公开讨论开赌设局，并且以防止资金外流为由而大言不惭，就是这种“古之糟粕成今之精华”的麻木典型。
中国的赌博业已存在数千年。孔夫子就曾无可奈何地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论语.阳货》)。但这种“戏而取人财”的赌博之技，真正发达起来还是在封建社会走下坡路时。至宋代时期，赌博与色情成了支撑帝国的重要经济支柱。而当封建社会进入垂暮之年的明清时期，社会各方面已出现许多末世征兆，其表现之一就是赌博业的猖獗。至清代末年此恶习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
1949年，冰河初开。在共和国的草创年月里，赌博业就在政府的严厉取缔下彻底被消灭。这项壮举、义举与善举，与取消色情业一样，得到万民称颂，使无数在这种陋习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家庭得以幸存，使无数痴迷此道、贫病交加的中国人获得了拯救。令人遗憾又痛心的是，如今在中国内地赌博又大有死灰复燃之势。甚至出现了普通金融业职员携300万公款豪赌，某地高官在赌场输掉数百万国有资金而锒铛入狱的事件。
开赌设局借以收回巨额资金的议论，纯属一派胡言。照此论办理，损害的只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摧毁的只能是我们民族的“浩然之气”和精神基础。以满足丑恶陋习的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奇谈的产生，不仅是某些经济学家的耻辱、荒唐，而且是误国误民误族之策，万不可行。如果以短期的经济效益而“障目”，不见可持续健康发展之泰山，色情业是否也同样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如此，还有什么长久的国运可谈呢?
这绝非是惊人之语。君不见前几日在某些报端不是正在“严肃”地讨论“农民工进城后的性饥饿”问题吗？事情虽然是出自北京某区的一次扫黄行动：正在看黄片的农民工闻警察来便夺路而逃，有逃跑者慌不择路落粪池而亡 ，于是一些小报开始“关注”农民工进城后会出现的性饥饿。如果我们照此推理下去，就会自然而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解除几千万男性农民工进城的性饥饿，或为他们找法定配偶，并解决相应的户口、婚姻、配偶的工作、子女的入托上学以及住房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或者就干脆同意他们“配置”临时的“性伙伴”，那将是什么？明眼人一看即知：那是色情服务,就是职业娼妓。
从单纯的机械的经济效益观点出发去配置社会的各类资源，就会得出如此荒谬、如此有害的结论。这是经济学家自身的悲哀、伪经济学的变种，还是经济动物的本能要求罩上了一个学术的光环呢？假若赌博、色情都可以只从经济收益的角度去考虑而予以开禁，那么吸毒、贩毒不是更具有极大的物质诱惑力吗？
总之，笔者希望我们的经济学家要成为民族进步的明灯，而不要成为经济动物、成为以满足恶习促经济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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