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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前不久，首钢工学院组织学生献血，计算机系大三男生刘强(化名)走进献血室后发现，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都已在献血表上填好了。“不是说自愿献血吗？这样做，跟强迫献血有什么区别？”刘强感到了一种被侮辱后的愤怒，当场撕毁了献血表格。(《新京报》)
刘强为什么会感到被侮辱？因为义务献血本质上是一种利他主义的行为。一个人愿意参加义务献血，不是出于强迫，也不是出于获取各种利益的自私动机，而是基于帮助他人的良好愿望。而学校事先填好献血表，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根本不相信学生会有无私的品格，隐含着对学生人品的鄙视，这就难怪刘强勃然大怒。
这里牵涉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人性。近年来，伴随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和经济学成为“显学”，“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是理性的”，这个著名的“经济人假设”已经很少有人怀疑了。不仅如此，该假设还在很大程度上被绝对化、泛化了。很多高校为了完成“献血指标”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包括威胁取消保研资格、扣发学位证、要求女生脱衣检查身体等，其理由可能有很多，但基本出发点就是这个假设。
而学生的剧烈反应则表明，该假设并不能解释一切，滥用这个假设不仅会侮辱他人，也会让自己陷入尴尬。
其实，即便是“经济人假设”的首创者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也还论证了人性的另外一个方面：人都是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利他主义倾向。斯密本人也并不是一个不讲利他的“经济人”，而是一个享有大量捐献美名的英国绅士。而且，斯密看重《道德情操论》过于《国富论》，甚至还在《国富论》首页上着重标明“《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字样。
而马克思则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定义，更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在马克思看来，人性显然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与此相关的研究也表明，人类天生就有“合作渴望”，“互惠和感恩是人类生产史的一个积累和沉淀，基因里保存着美德的密码”，也就是说，包含着“利他”的合作和互惠本身就具有生物学基础，是天生的。如果“利他”同样构成了人性的一个层面，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自私”看作惟一的人性呢？
近年来，中国大学偏重技术性、工具性教育而忽视人文德性培育的缺陷，广遭社会诟病。而大学生怒撕“献血表”的风波，折射出的信息是，本来应该以教育者身份出现的校方，其认识水平已经低于本来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完全没有培育人文精神的自觉。我不知道首钢工学院将如何“处理”刘强，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为之汗颜并对自己的做法进行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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