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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辽宁朝阳市下属的北票市系国家级贫困县，去年财政收入仅8400多万元。然而，该市却于去年耗资1000多万元兴建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世纪广场”。广场面积约是天安门广场的1／9，沈阳市政府广场的2／3，而这里的人口仅有17．4万。当地百姓对此议论纷纷，甚至激化出一系列矛盾，议论和矛盾的焦点：一是它系没任何审批手续的“违建工程”；二是农
民赖以生存的耕地被征用后，1／3的补偿资金被截留；三是全县百姓捐钱修建的烈士陵园因此被迁走。正是这样一个荒唐工程，竟是由当地市委、政府、政协、人大等几大班子集体决定的。
类似的荒唐过去曾多次发生，例如内地某县级市仿照天安门广场格局、耗资五亿多元人民币建造政府办公大楼，安徽五河县投资7000多万元建造“省内县级城市中最大规模的商务中心和品位最高的中心广场”并因拆迁补偿酿成3条人命等等。相比之下，北票市的“世纪广场”也许算不上最典型甚至算不上新闻，但这项政绩工程发生在众多政绩工程已被曝光、被批评、被处理之后，这件荒唐发生在此类荒唐已处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社会舆论环境之中，所以仍有着重要的“标本”价值和解剖意义。
凡被视为荒唐者，皆因其违背情理；凡做出违背情理之举动者，概因其缺乏甚至严重缺乏“经济理性”。所谓“经济理性”，说得“俗”一点儿是趋利避害，此乃人性使然；说得“雅”一点儿，则是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使自己某种行为的效用最大化。一种非常令人费解的现象是：发生荒唐事儿的“概率”，在某些官员身上一直明显偏高；就“经济理性”水平看，某些官员以及由其构成的一级地方政府每每处在社会平均线之下。
“经济理性”水平大概与知识、智力有关。包括官员在内的所有人，谁都不会认为官员的知识、智力水平低于社会平均线，那么对上述现象只能作出一种解释：某些官员另有一套自己的“经济理性”系统。就以泛指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来说，追求者起码需付出以下的多种风险成本：因不合理使用财政资金而造成其它多项工作的严重被动；被百姓议论、诟病甚至投诉、上访；被媒体曝光甚至陷于《焦点访谈》记者追问下的极度尴尬；因违法、违规乃至闹出人命而被上级追究责任乃至降级、丢官……如今是信息传播无处不在的社会，即使再偏远的基层政府或官员，大量的“前车之鉴”有关官员不可能一无所知，只要是一个精神正常、智力健全的人，上述“成本”不可能不列入其“投入产出”的计算公式。之所以仍然积极行动乃至趋之若骛，大抵在于其“收益”或“产出”仍远远高出其“成本”或“投入”。换言之，一种特殊的“市场”一直在为这些官员提供着赢利的机会。这种赢利，也许因表面政绩而被提升，也许工程本身就隐藏着许多腐败的机会。可悲之处在于：某些官员的这种“投入产出”公式和由此形成的另一套“经济理性”系统，与公众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真正的“官员理性”越走越远，甚至背道而驰。而且，他们这种特殊的“经济理性”，用大众共识的最基本的人之常情看去都显得荒唐，显得十分不可思议。
据说，美国的民情之一就是对官员的不信任，甚至将“人是无赖”作为对官员的“人性假设”。我们不必仿照美国人对官员的人性假设，但官员最接近权力，而表达基本人性的“经济理性”其核心内涵又是“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因此，如果不用一项能与之相抗衡的权力予以监督、制约，权力就会变得可怕，就会演绎出一系列的荒唐。正是因为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乏和乏力，正是因为体制上的诸多漏洞，才不断巩固和丰富着某些官员的另一套“经济理性”系统，才不断制造着一桩桩如辽宁北票市“世纪广场”这类的极度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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