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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鄢烈山
12月13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组《王振国的抗癌“神话”》的调查性报道，封面上点明“专题动机”：“这位著名的‘治癌专家’声称，他发明的抗癌药物临床有效率高达80%以上，曾经为300多万癌症患者治疗。本刊这组报道期望引发社会思考：究竟是哪些社会因素造成了如此神话？公众又为此付出了什么？”后一个问题太简单，笔者试着来回
答前一个问题。
假如这组专题报道是真实的，揭出的就是一桩多重的丑闻，远比六七年前的“神医”胡万林案更加骇人听闻。
探究造成如此神话的社会因素，可以用“一国五方”来概括。“一国”当然是指“神话”主角王振国，此人因“发明”了“天仙”系列抗癌药物，获得了一大堆令人炫目的荣衔：1990年首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1991年全国自学成才优秀人物、1994年“享受政府津贴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9年吉林省特级劳模、2001年被聘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他的所有这些荣衔都是因为他“发明”了全世界无人望其项背的灵药，开创了“治癌新纪元”。至于诺贝尔医学与生物学奖为什么不授予他，那只能怪国际专家有眼无珠或妒忌心超强。
共同打造王振国神话的大体有“五方”：官方、医学界、媒体、国际拆白党和公众。
首先说官方。据两位知晓内情的专家介绍，王振国在研制出“天仙”胶囊之后，找到当时在有关部门负责国家五年科技攻关计划的一个通化同乡，要求将他的“天仙”列入国家级科研的课题。由于王振国不具备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不符合申报条件，有关部门便“传话”给北京广安门医院，将此“项目”与该院的两个项目一并报批。课题建立后，王振国组织的临床疗效验证，其有效率只有3.2%，达不到8%的治疗用药标准，“但有关部门的人说，就让它通过鉴定吧”。这话就像上帝创世的话一样灵验，于是，世界便有了“天仙”抗癌药。王振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表白，他将他的“天仙”拿到比利时的一个商业性的所谓“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展出，获取所谓“世界发明最高个人研究奖”、“将军勋章”、“骑士勋章”等，都是有关部门要他去的，“我还心疼我的路费呢”。国家某权威部门的相关网站上至今还在宣传王振国在那个什么“尤里卡”博览会上得的奖呢。
为王振国撑腰的比胡万林的拥趸档次高得多！我们可以不相信“自学成才”的王振国，难道能不相信权威部门吗？王振国说他“从来不花一分钱去走关系”，那么权威部门的人为什么这样“抬举”他呢？完全没有科技常识？急于出科研政绩为国争光？错就错到底？还是……
其次是医学界。当年揭露“神医”胡万林的是司马南等医学圈外人，如今挺身质疑“天仙”的也不是医学界的。医学界人一些心存异议却保持缄默，另一些人为了一己之私而与之合作。广安门医院的人为什么代王振国申报项目，并听任“天仙”胶囊通过鉴定？他们说怕得罪有关部门的人使自己的两个项目批不下来，50万元科研经费泡汤。明知该药在广安门医院的60例临床验证无一有效，却一直没有站出来告诉公众，医德云乎哉！还有，当王振国打着中医研究院的招牌将“鉴定”的3.2%的有效率宣传成80%时，相关医院与专家在哪里？那个聘他为“客座教授”的大学，不是因为他资助了一年一度的什么“振国杯”论文大奖吗？
第三是媒体。为他造势的媒体不少是国家级的，这一方面是与权威部门的认可“配套”；另一方面，或是无知又不负责，不尽新闻核实的责任，王振国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给什么稿就跟着报什么；或者见利忘义，只管收广告费，哪管枉死城中添新魂。君不见，医学界公认清除乙肝病毒迄今无特效药，一些媒体却照登根治乙肝的广告？
第四是国际拆白党。国外有克莱顿大学，也有克莱顿博览会、学会、协会，一手交钱一手发证书奖牌，在什么“尤里卡”博览会上拿奖，这不稀奇。
最后，特别应当提出的“社会因素”是公众。虽然公众信任权威机关、信任医学界和国家级媒体，对此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总要有起码的科技常识吧，怎么那样容易相信奇迹和神话，那样相信来自国外的五花八门的奖章？俗话说事不过三，怎么就上当受骗永没个完？尤其是，为了自己得便利，昧着心帮他去哄人，是不是有“为虎作伥”之嫌？报道讲了王振国的一个病例，王振国《战胜癌症》一书中的患者童象炳(已去世)，为吃免费药而接受暗示，说该药如何有效，被评成所谓“十佳抗癌英雄”。我们的社会上做这种交易的人太多了！从贪官污吏为吃数十万、百万元的回扣而宁肯国家损失数亿、数十亿元，到众乡亲街坊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去托关系“上贡”，这样的社会环境正是培育大骗、巨骗的土壤。
王振国不过是得“天时地利人和”又敢想敢干罢了，他的神话应了一句老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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