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玩弄了足球资本：中国足球的赌场模式(3)

　　科嘉艺集团总裁、董事长加宁似乎缺乏这样的热情，今年初，在足球俱乐部的转让风中，他旗下的营销广告公司就成功地打消了一家重工集团投资足球俱乐部的念头。

　　加宁认为“该企业一旦涉入，不但挣不到钱、还不了本，还会带来负面的品牌影响，会造成民营企业家精力和无形资产的浪费，导致机会成本的失去”。

　　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但加宁有自己的理由。“做事情不能仅凭一种热情，还需要理性的思考。一项投资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利益，二是知名度与美誉度，三是政府政策的倾斜，如果这三个方面都不能找到切合点，这个项目的投资就是失败的。”

　　加宁的观点也许只是“见仁见智”，但他的客户却相信了他的理由。

　　中国足球的“赌场模式”

　　“据我估算，大连实德在全国报纸、网站、电视上的曝光率，一年下来，如果换成广告投放，大概价值超过50亿。”

　　这是大连实德俱乐部老板徐明在“第三封公开信”中的表述。如果徐明的计算器没有出错，这样的数字我想足以让足球投资人感到无比的兴奋。

　　但马上就有人跳出来对徐明的“数学”提出看法，今年初接手四川力帆，杀气腾腾地进入足坛的湖南湘军足球俱乐部，其董事长宁建农就认为投资足球一味追求广告效应不利于足球的产业化。

　　“现在很多企业做足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投资足球只是为了使企业获得广告效应，其终极目标不是为了足球而做足球，而是当作企业发展的手段，等有一天企业不需要这种广告效应了，就不做足球了”。

　　而对投资足球有研究的加宁对此也颇有微词，“投资足球仅仅看广告回报是很单纯的，广告回报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关键是看投资所带来的附加价值和机遇……实德获利的关键也许是通过足球营造的关系网和渠道所带来的契机和价值，直接从足球获利，可能较难。”

　　徐明没有对以上两位的质疑提出反驳，原因是他正坐在革命派的领导位置上成天忙着开会，而我们展转得来的徐明的电话也从来没有打通过。

　　事实上，在采访中我们也不理解宁建农的理想主义情结，甚至我们觉得湘军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有点“乌托邦”。

　　其一，湘军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为湖南的足球做了好事，至今一直是隐姓埋名；其二，湘军足球俱乐部采用中性命名，并没有突出投资方的企业名称；其三，在采访中，宁建农说的更多的是“湖南人精神”，对于俱乐部如何盈利的事说得很少，而事实上，湘军俱乐部的资金已经严重出现问题，一些球员的工资问题和场地费问题都悬而未决。

　　不难看出，湘军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在财务吃紧的情况下却放弃了徐明或其他足球投资者为之得意的广告效应，用宁建农的话说，“他不要名，也没有利”，是“为足球而做足球”。

　　那么究竟是谁更能代表足球产业的发展方向，谁的想法揭示了投资者心底的图谋？

　　四川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在退出足球投资时曾指出，“从全兴的品牌效应来讲，给我们销售数量、品牌效应带来益处的是前4年，从第5年起，这种效应越来越弱。而且俱乐部自身造血功能也不是在逐年增强，而是在减少，这使得投入逐年上升”。

　　也就是说，企业投资足球所带来的广告效应，或者说品牌效应并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追求广告效应只不过是足球产业发展初期的不成熟表现而已。

　　既然投资足球所追求的广告效应并不是长久之计，那投资者的图谋又是什么呢？

　　力帆足球当家人尹明善的答案是“销量”。从宁建农那里了解到，“力帆做足球前的摩托车年销售量是20万辆，做了足球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其年销售量是40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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