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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州雅痞
钱锺书先生在《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借“做灵魂生意的”魔鬼的口说：“一向人类灵魂有好坏之分。好的归上帝收存，坏的由我买卖。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忽然来了个大变动，除了极少数外，人类几乎全无灵魂。有点灵魂的又都是好人，该归上帝掌管。……近代当然也有坏人，但是他们坏得没有性灵，没有人格，不动声色像无机体，富有效率像机械。”
鲁迅先生在《祝福》中也借回答祥林嫂的问题说：“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智慧如他们对人是否有灵魂尚且心存疑惑，挣扎在现在都市中，每天面对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不得不跟喜欢或不喜欢的各色人等打交道，对于“灵魂的有无”这样的命题自觉遥远和宏大。但我敢自信地说，我跟大多数人一样，无论我的外表现在是多么的冷漠，我的内心深处曾是多么的善良，只是这善良在一点一滴被挟持，一天一天在递减。
前不久在深圳有个新闻，说一个司机在路口遇红灯将车停下，过来一个讨钱的“残疾人”，敲车窗要求“可怜可怜”——估计深圳没几个车主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形。他跟大多数司机一样，没给。当红灯快转成绿灯时，讨钱者向车后走去，用随身带的锐器迅速在车子的后部划了一道很深的痕，他从倒后镜看到，马上打开车门去追，谁知讨钱者此时一点也不残疾了，拔腿狂奔……司机后来将车开到修理厂估价，要3000多元才能修复！
这不过是人们的善良被挟持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小例子而已。人行天桥上折肢断腿的儿童、繁华街头的“失学少年”、酒店门口背着孩子向垃圾桶觅食的母亲……是将我们内心的善良逼向无地自容的最新版本！
“给，还是不给，这真是一个问题！”
相信很多人都见过上述场景。表面的凄凉，背后的真相……在一步步蚕食着中国人的善良——我们的善良被人以最大的恶意利用了，不断推陈出新的花样有时对我们的良心的确是一种煎熬和考验，就在这种煎熬和考验中我们的善良在一点点地萎缩，不知最终会不会几近于无！
十几年前，我在一个镇上工作。一天早上，正走在上班的路上时，一个穿戴整齐的阿婆在马路边拦住了我，用当地语言说她从另一个镇到这个镇买菜，谁知一下车就发现钱给偷了，不但菜买不成，连回去的车资也没有了，叫我给点钱她坐车回去。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掏出了数倍于车资的钱给她。回到办公室后，我一想才发现不对劲——两个镇情况都差不多，阿婆干吗老远的跑来这个镇买菜？果不其然，不久后的某天早上，那个阿婆又想对我故技重施，被我当场揭破，只好灰溜溜走人。这是我走出校门后第一次给人利用我的善良行骗，心里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非常不爽。
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单位组织大家捐款支持“希望工程”。我来自农村穷苦家庭，深知更偏远地区的孩子读书不易，于是踊跃参加，对口支持贵州毕节地区的几个小学生。第一年还收到他们写来的感谢信，以后好像就没有了，而捐款一直还从我的工资里面扣。再后来，我从《南方周末》对“希望工程”的真相调查报道中看到其中确实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印证了我心里面存在多年的疑惑。但愿我的善良没被利用，但愿我资助的那几个孩子好运——但是从我前几年在西部地区行走得到的情况来看，其效果就像我们的全民植树活动一样，真相值得怀疑。
在扬州雅痞看来，这比在车身上划痕的讨钱者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以“善”的名义达到“恶”的目的。如果说当年“中国母亲”胡曼莉借抚孤之名，行敛财之实让我们愤怒的话，目前还没了断的西安福利彩票诈骗案却让我们出离了愤怒，无言以对！
是的，我和我的一些朋友的善良正在一步步地萎缩。对乞丐，总是用怀疑的眼光，看不下去时，只会就近买一些食品和衣物给他们，而再不会给钱了；对边远地区的学生，我们会想方设法给他们带去纸和笔等文具，而再不会捐款给某些机构了。我知道，中国确实有很多多需要资助的弱势者，他们一辈子也许都没机会亲眼见到都市里的空荡荡的市政广场、亮堂堂的标志性建筑，我们的食品、衣物、文具等并不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急需什么他们心里比我们清楚，而钱是最好的实现途径；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是不会给钱的，套用俗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后两句来说，就是——“不是不给，时候未到！”
但愿都会有那么一天……
扬州雅痞2004年11月21日星期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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