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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民
记不清这是今年出现的第几个喝酒喝死的官员了——据《东方今报》12月10日报道，前不久，河南省遂平县委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稳定办主任栗某某在下乡检查工作时，与公安局一副局长“斗酒”，在短短20多分钟，栗主任和副局长连碰5碗白酒，结果，副局长躺在床上打吊针，栗主任则因重度酒精中毒引起脑出血而亡，时年42岁。
记得有人曾写文章，给“公家人办公事时喝公家酒而死”者命名为“酒烈士”，我以为虽为戏言，但也有些道理。那么，这位栗主任就大致合乎这几条——他是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稳定办主任，又是在下乡检查工作时喝的酒，喝的也肯定是公家酒，因此而死，应该是个合格的“酒烈士”。只可惜，这种“烈士”一来难进烈士陵园，无法千古流芳，二来也没地方去领烈士抚恤金，更为众人留下笑柄。倘若用司马迁的“泰山鸿毛论”来衡量，显然，只能列入“鸿毛”之类，实在令人可悲可叹。
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各级政府也反复强调，不允许在工作期间大吃大喝，可是有些人就是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在某些人眼里，“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吃吃喝喝就是开展工作。因而，“早上轮子转，中午盘子转，晚上裙子转，夜里色子转”就是某些人的工作记录，而且喝起酒来不要命，跳起舞来不肯停，“垒长城”一干就是一夜——这样疲于奔命，早晚会出事。这也是近年来个别地方屡有“酒烈士”出现的重要原因。
出现“酒烈士”肯定是个坏事，但本人忽发奇想——从“坏事变好事”的观点来看，或许可由此引出一条治理公款吃喝的新思路。近年来，为刹住公款吃喝，一些地方几乎招数用尽——讲纪律，讲党性，讲天地良心，讲国情民意，但收效甚微，都难以打动那些饕餮之心。如果换个角度，从其自身利益讲起，给他讲讲“要喝酒就会有牺牲”，隔三差五大张旗鼓地报道一下“酒烈士”之类的“典型事例”，使其明白：公家的酒虽然“不喝白不喝”，但命可是自己的，弄不好就成了“酒烈士”。从而，使其心存忌惮，有所收敛，也是有可能的。毕竟，甘心为酒精而献身、潇洒如刘伶“死便埋我”的公家人，还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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