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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都市快报》报道，近段时间，一些新人听闻“寡年”结婚不吉利的传言，纷纷抢在年前结婚。也许有人说，这是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无论如何，抢在“寡年”之前结婚的现象已出现。假如回顾一下过去的“寡年”(全年无“立春”的情况，在19年中便会出现7次)，我们发现今天上演的几乎是与当年同样的一幕。那么，这一幕所反映的是一种怎样的国民心态？
我们没有理由来指责为了规避“可能的风险”而做出婚姻决定的人，这不只是他们的权利，更是他对生活的自主解读。但我们却必须正视“寡年”之说所引发的这样一种长期存在的、群体性的非理性行动。毫无疑问，抢在“寡年”之前结婚，与去年暴发的SARS对一个民族的伤害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受非理性信念的支配，形成广场效应的非理性盲从，却与SARS期间人们抢购药物、陷入惶恐以及以邻为壑的行为如出一辙。
假如SARS就是一面理性的镜子，映照出了我们当下脆弱的社会心态，那么这样一块“寡年”的镜子，则全面映照了一直伴生于我们民族的非理性心态。对此，有学者以“大国寡民”心态来为其命名。当社会已经走出了古代社会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形态，当地球正在成为一个小小的村落，我们的国民心态却依然没能走出“寡民”的困境，现代国民意识依然没能唤醒。
是否崇尚科学，是否具有对相关信息的基本辨析能力，是否具备相关领域“准专业”知识，是否具有稳定的心理素质，是否具备行为取向方面的能力……被认为是现代国民意识的一些要件。然而不论是SARS还是“寡年”之说引发种种非理性国民行为，我们都很少能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现代意识。
我国最大的危机可能来自国民心态。这是中国战略与发展研究专家丁元竹在谈到影响中国未来走势的问题时指出的。丁元竹的研究被称为“盛世危言”，但以国民心态而言，绝非“危言耸听”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写道：“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否则，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这是值得警惕的。
不要淡然看待公民为规避“寡年”而做出的提前结婚之举，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以及公民，正视这种现象背后的“寡民”心态，重视现代国民心态的培育，才可能寻求一种根本的改良，来应对并化解社会发展中的非理性风险。
□杨耕身(湖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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