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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刘洪波
写过“愤青”的爱国(见11月22日本版)，收到一些朋友的建议，认为还该写写“愤青”的正义。
当然，“愤青”是很有正义感的，这一点非但“愤青”自己来看确凿得很，我也一
点不怀疑。为什么“愤青”往往怒不可遏呢，因为他们爱国心最切，正义感最强，心里他们是这样想的。网络上时常可见到“愤青”的揭帖，“如果连愤怒都没有，还算中国人吗？”看看，做一个中国人真是再简单不过了，一直愤怒下去就够了。此种愤怒，据说不是“私愤”，而是“义愤”，不是为一己之事而愤怒，而是为国家利益而愤怒，此乃“义”之所在。
战国时期，魏国人唐雎出使秦国，与秦王争国家利益。秦王威胁，阁下不知道“天子之怒”吗，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说，那大王是否听说过“布衣之怒”呢，布衣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时代，“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的布衣之怒，与“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天子之怒，都被视为野蛮行为。而“愤青”不然，他们把“爱国义愤”的旗帜一张，就可以大过“杀光××鬼子，奸光××女人”的口瘾。在他们看来，以前我们受过怎样的害，现在让他们受同样的害，“搞还原”了，正义就实现了。
当然，他们也不会放过自己的同胞。“愤青”在网上的揭帖，常常要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开除别人的国籍。“连愤怒都没有”的，不算中国人，这是不用说了。如果“愤青”写了一篇文章，或者转帖了一篇文章，会说“是中国人就看”，不看的，就不算中国人了；或者说“是中国人就不要删除”，结果删掉其狂呼乱叫的人又不算中国人了。不算中国人，后果如何呢？“人人得而诛之”，这是比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宣布对一个人的“除罚”还要厉害的。宗教裁判所说一个人要接受“除罚”，就是宣布他不再是上帝的选民了，他得接受世俗政权的审判，于是火刑加身，但火刑也不是谁都可以执行的。“人人得而诛之”，谁都可以来杀掉，当然只是语言层面的暴力，但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狂乱实在是登峰造极。
假想的正义感，使“愤青”找到了现实生活的卑微与痛苦的麻醉品。他不再为现实而苦恼，不再为社会底层的真实生活而感伤，哪怕他处在非常不好的境遇，也不会感觉到这有什么问题，他可以把这作为实现更大目标的必然，也可以用“义愤”将其置换掉，因此，“义愤”成了个体自主精神的代用品。只要允许他从事“义愤”——这种使他体验到“伟大”与“英勇”的活动，他宁愿无视不好的事实。
然而，正义到底是什么呢？正义是以国家或者民族为寄生场的价值观念吗？这还是一个问题。某国杀过某国的人，这是不正义的；然而被害的再杀过去，难道就是正义？如果这样算是正义，那么人类就永无宁日了。
两千多年前，雅典人因为自己的殖民地米洛斯竟然与斯巴达结盟而“义愤”大作，公民大会讨论该对米洛斯人进行怎样的惩罚。争论的一方认为应当将两万多米洛斯人全部杀掉以儆效尤(大致合乎“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之意)，另一方认为可以赦免，令其悔过安抚其他属邦。他们都是在维护“正义”，而这个“正义”的全部意义就是雅典的利益。对雅典来说，公民大会决定杀死两万多米洛斯人，或者决定不杀死两万多米洛斯人，都是正义的。正义本是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却为城邦界线所限定，城墙国界变成了偏见的洞穴。面对这样的洞穴，哲学家苏格拉底宁可被认作不合格公民，也不去行使“神圣一票”的权利。
“愤青”是一群居住在偏见的洞穴中自得其乐的人，当他义愤无边地大叫其“正义”时，并不感到自己有什么偏见。偏见如果建筑于国家与民族基础上，可以视为一种正义，这是“愤青”的正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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