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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有对数字的科学的态度，以数字来管理国家或者一个机构才是目标之选。我们应该对数字魅力有一种鉴赏力，这个鉴赏不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唐诗赏析，而是能够发现数字自身之美
伍泰迪(北京瑞德公司品牌推广总监)
已故思想家黄仁宇先生提出的“数目字管理”在中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到了20世纪才有中国人提出这样的口号，其实是很丢人的。我一想到黄先生在美国人面前谈这个常识性的东西，就觉得他评不上终身教授实在是咎由自取。当然作为中国人，我对黄先生深深尊敬，因为于中国来说，不但“管理”二字担当不起，这“数目字”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虽然中国人自称发明数目字的历史N久，但中国的数字除了记流水账之外，对世界鲜有贡献。举个例子来说，勾股定理被中国人拿来自比毕达哥拉斯定理。 在毕达哥拉斯定理之后，依此流派还衍生出数学的好多新定理新知识，但我们隔了多少年还是用一些小棍棍来算圆周率，我们看到的是数字，但看不到科学。此科学精神之掌握，1980年代自然辩证法的许多人做过深刻批判与自我反省，在此不赘述。
没有科学精神，自然也谈不上科学精神与知识的传承。而我作为中国人惟一引以为豪的也就是我相信每隔几百年会出现一个智商极高的大数学家，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其智商恰到好处地用到可以青史留名的实处。这种小概率事件居然在中国还能几百年发生一次，实乃大幸了。否则我们连“三又一四一五九二六”都拿不出来炫耀于世，总不能老是以“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样的抒情来作为数目字的招牌吧。
题外话，祖冲之同学当年如何算出的这个数字，所有资料都声称不可考。就是说该同学是真聪明，但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方法论来被继承，更别提发扬光大或者应用了，当年亦被自然辩证法诸公引为自我批评之靶。再题外话一句，在有关数字的抒情这一点上，登峰造极在1950年代末期，例如亩产万斤粮之类。彼时，中国已经接近现代科学，所以数字抒情权不掌握在诗人手里，而是掌握在科学家手里——某官方背景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著文称，“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据说还有科学的分析，涉及日照时间、光合作用、土壤结构等等——如果我善意地揣测该前辈对科学还有一点恭敬之心，那也是完全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的。在理论上完全可行的事与在中国某县的一块盐碱地里是否能实践，该前辈是不管的。
总之论危害，此科学家在“大跃进”时远超过几个县委宣传部里虚报产量的那几个耍笔杆子的人。因为他利用中国人刚开始有的对科学的尊敬来得出一个不可能的结论，实在是对不起科学。现在德高望重的科学家青史留名作古已久，为尊者讳，免得让宅心仁厚的人指责我人心不古，目无尊长。
黄仁宇是历史学家，大约与经济学也沾点边，所以他对数目字痛之切肤也超过一般人。我不学无术，偶尔会遇到一些更不学无术的老板，经常会看到他们从包里抽出一张皱巴巴的烟纸什么的，就开始算项目回报。我看他们的时候总是很着急——他们经常是连成本与收入都分不清的，不管多大生意，几千万还是上亿，感觉都是一个烟纸店老板谈进货：这笔钱花出去了，有进账，不赔，这笔钱值得花；那笔钱花出去怎么没有收入，要考虑考虑。每当这个时候我也有切肤之痛：论道理，虽然是赚钱为王，但这跟跳水一样不能把一个动作拆分开啊。你让田亮定格一个试试？
这就涉及到管理层面了。谈到数目字基础之上的管理，有趣的东西就更多了。最近有很多人叫嚣要修改计划生育政策，我持保留态度。前一段我看到联合国提供的一组数据：联合国称，如果每个适龄妇女生育率从2个孩子下降到1.85个，那么到2300年全球只有23亿人；如果按现在的数字，则是90亿；如果再多一点点，是2.35个，那么到时全球人口将是364亿。就这样须臾间一点变化，对未来的影响会如此之大。我在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一想大家如果现在不负责任胡乱生起来，子孙后代要好几百亿人挤在一起，我就心有不甘。这些数字震撼力超过我小时候看印度数学家的故事。那个故事里说国王要赏数学家，数学家指着象棋格子说，第一格一粒米，第二格二倍，第三格再二倍……据说国王倾其国力也无法满足数学家这一小小要求。
我们得承认，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所以对普通的数量增长抱着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飞流直下三千尺”顺嘴就说出来了；我们又往往总是低估几何数量级的威力，所以看这些数字的时候瞠目结舌。据说如果描摹宇宙从宏观到微观只要拍40张图片，一张比前一张小一半，就会从宏大宇宙全景一直小到微观的原子什么的。我在看到这些与我专业无关的说法的时候就会心生快乐——有多少东西是我所不能理解的，而这些东西是会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看法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虽然高深莫测得一塌糊涂，但它居然是可以被人类利用的。
黄仁宇提倡数目字管理，肯定不是为了审计万历15年的陈年旧账，而是对数字的科学态度。以数字来管理国家或者一个机构才是目标之选。在此之前，我最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对数字魅力有一种鉴赏力，这个鉴赏不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唐诗赏析，而是能够发现数字自身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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