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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瑞集团副总裁郭梓林
总裁名片
郭梓林，1989年担任国有企业总经理，1992年辞职“下海”，合伙创办科瑞集团。现任科瑞集团常务董事，副总裁。2003年受聘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有选择才有自由，而选择的同时也出现了机会成本。
有一位朋友的朋友，跳槽到了一家新的公司，职务是销售总监，董事会还应承了一定的期权，临行前，他在我面前信誓旦旦，准备大展宏图，并邀请我抽空去看他。结果不久后，他又告诉我，他要离开那家新公司了，理由是那个企业的文化氛围实在太差，而且他不适应权力斗争。这才不到五个月，我感到有点儿惊讶，便问他，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他说，“我在家里等着原来的公司找我回去，因为我在那里的业绩很好，而且我走时他们是极力挽留的，只是我走得太毅然决然。”
“好马不吃回头草”，因为在经济学看来，回头也是成本。首先，你怎么去阐释你的这段跳槽历史呢？想办法把这件事说清楚，是一笔成本；其次，“离婚”之后再“复婚”，身价是不是要降一些，这又是一笔成本；第三，回去之后要重新恢复信任，还得有时间，这还是一笔成本。既然又付出了这么多的成本，今后若要再自由地选择，就更困难了，因为再选择的成本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次选择确实要慎之又慎。
放下了他的电话，我不由地想起，我是35岁的时候选择辞职下海的—那时候，还没有学什么经济学。但看着那些已经下海并卓有成效的人士们的那种派头，内心真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如果在体制内接着干下去，60岁是个啥样儿，已是一目了然。收益既然已经是可预期的了，那么花25年的成本是不是值，就需要认真权衡了。下海的诱惑，是那个年代的特点，令人神往的高收益预期，吸引着当时无数的想换一种活法的人，所以，“跳槽”的成本在这种收益预期面前显得微乎其微—还是成本收益分析。不过，如果我当时已经40岁，或者既得利益再多一些，我想我的成本收益分析或许会是另一个结果。
曾经一位朋友到北京来看我，了解了公司发展情况之后，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如果跟你出来干就好了，现在呆在单位里，虽然图到了一个清闲，但才42岁，总不能这么混下去吧？”我知道如果真让他要换一种活法，确实是一件难事，因为放弃目前自由自在的生存条件，也是一种成本。
我知道，他并不是舍不得眼前的一切，而是支付了这笔成本之后，不知道还有什么收益能比这个成本更值得。于是我就劝他：40多岁的树挪起来风险太大，拔了老树种新树，时间也来不及了，还是想想办法能不能在枝干上，嫁接出一根新枝，找到事业的新增长点，这可能是成本最低而收益却有保障的选择。
这番道理其实也就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当收益确定的时候，人们往往在不同的成本之间作大小的比较；而成本一定的时候，人们则往往将成本与收益作比较，也就是说，把成本与收益放在一个天平上，来衡量支付的成本值不值。所以，我们所说的经济学注重成本概念，并不是孤立地看成本，而是把成本与收益联系在一起考虑问题。当然，谈到成本收益分析，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往往事实上的成本总是比预期的大，而收益却总是比预期的小，这是在所难免的，否则，生活中就没有失败和失意了。进一步说，由于生命所包含的时间其实就是人生最大的一笔成本，所以，一个想有所成就的人，总是把时间成本看得很重，因为无所作为就是成本，所以只有积极地去寻找获得人生收益的机会，才能弥补上时间成本的损失。因此，尽管机会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有着不同的偏爱，但她永远垂青那些有着执着追求的人。
有权力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成为社会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有权选择生活，才能自由地生活。但真正赢得了这种自由之后，每个人还是要为自由去支付机会成本。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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