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一代

　　这一群人从十七八岁开始成为“革命”的弃儿，颠沛流离，回城之后又成为“改革”的弃儿，一生时光在紧张与焦虑中度过，终究还是难以成为主流。在中国，这一群人是被牺牲掉的一代，永远处在不合时宜当中

　　伍泰迪(北京瑞德公司品牌推广总监)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是1970年代前后中国的一句伟大口号，说此话的人意图用这种铿锵有力的语言来号召城里的年轻人。那些在城里晃来晃去的革命小将，抄家的快感过了，不用考试的轻松也腻了，终于发现自己无所事事地空虚了。但他们再空虚也没想到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去农村。于是在城里的游手好闲者，由此变成乡下的游手好闲者。

　　中国文化对游手好闲一向持一种鄙夷的态度。多“混不吝”的人在夜深人静之时回首人生也会感到愧疚，单只“吃闲饭”一个说法就足以让人羞愤。在中国这个长期粮食匮乏的国度里还有比浪费粮食更可耻的事吗?在有关文化及对文化的态度上，宽容度是一个重要指标。但遗憾，以我的观察，中国尽管有五千年文明史，但在这一点上却毫无建树。自从把勤劳勇敢善良这些词拿来作为自己民族的标签之后，对于每个个体来说，一定要找一点事做。如果被称做游手好闲了，那基本上就不可救药自绝于人类文明了。

　　英国人在这一点上做得就很好，虽然他们看起来也刻板老派，但在文化多元性上，他们还是对游手好闲者表示了足够的尊重。他们办了一本杂志，名字就叫《游手好闲者》。将如此不堪的人生态度和行为作为刊名已经是很不成体统，还要作为代表先进人生观的理想来宣扬，简直是大逆不道了。不过，他们不仅把游手好闲当成理想而且还要当成职业，这多少赢得一点我的尊重。因为以游手好闲者骨子里的想法，这东西越昏噩越好，哪里还需要做本杂志来布道?

　　杂志的编辑者显然不像我们这样看。他们认为基督教的工作观把人搞得很无趣(这一点上我们传统文化倒是有相近之处)，充满了谎言，迫使大家相信努力工作是好事——其实这根本是没有影的事。于是他们杂志就搞出一个全球100苦差榜。这本杂志称，许多人正干着人生最不愉快的工作，他们怎么可能感到快乐?结论是不需多说的，一份不开心的工作远不如游手好闲是正确的选择。在他们提供的榜单中，着实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活都应该是人做的，比如医院洗衣工、加油站夜间收银员、蛆虫饲养者以及色情热线接线员等等。

　　在那份调查中，记者排名第95位。我有很多新闻界的朋友，看着他们踌躇满志的样子很难相信这个结论。他们以理想主义者、社会守望者自居，怎么可以与色情热线接线员为伍?不过，以我的工作还观察到另外一群赶场拿红包的记者。他们一天赶几个场，以北京这么大，交通状况对人心智的折磨，这还真算得上是苦差。为了几百块钱，回头还要面对老总面对编辑一张苦脸，费尽心思把一个公关稿塑造成新闻事件。这不仅是对心智的折磨，而且简直是人生悲剧了。

　　这是题外话。我想说的是，按照一般劳动分工，像英国这样的地方，现代服务业发达，社会福利又好，养一些游手好闲的懒人不成问题，苦差都是转移到少数民族、新移民或者非法劳工身上。这个理论在中国，就是城里的脏活累活转到农民工那里。虽然我们养不起那么多游手好闲者，但分工如此也只能这样。

　　六七年前，某风云市长吹牛说在其治下的城市不存在就业问题。提出一个口号好像是说一周时间再就业，其根本的手段是把通常向农民工转移的工作工种继续维持本地化。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转移劳动力都是降低成本的好办法。但中国就业问题永远是一个难点，所以本地雇员做些脏活累活也是常常采取的措施。

　　比如上海北京的交通协管员都是本地人，北京的保安岗位虽然大多是外地人把持，而上海则清一水是说上海话的，永远带着对“乡下宁”的猜疑。北京上海虽然还是坚持用本地户口的出租车司机，但是因为这活没有人愿意做，已经转移去了怀柔崇明。所以上海出租车会不认识徐家汇，北京出租车也可能找不到王府井。嗦这么多的用意在于，这个世界上有苦差，但苦差多是留给外地人。因为紧缺，所以通常情况下的选择是：或者在本地游手好闲，或者在大城市里做苦差。

　　当然，那个调查虽然号称全球，但显然没涉及到中国。如果编辑们知道在中国，在路口吹哨也能成为糊口的手段，出租车司机要从早晨六点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他们就会绝望。

　　这些苦差都是解决再就业，说白了是解决温饱问题。三十几年前，上山下乡，虽然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宏大外衣，有领袖的宏愿相伴，但归根结底解决的是城里人的就业问题；二十几年前，知青返城，待业青年满街跑还是就业问题，现在下岗再就业成为大事还是这个问题，针对的都是同一群人。

　　这一群人从十七八岁开始就成为“革命”的弃儿；颠沛流离，回城之后又成为“改革”的弃儿。他们一生时光都在紧张与焦虑中度过，终究还是难以成为社会主流。在中国，这一群人是被牺牲掉的一代，永远处在不合时宜当中，说得再悲剧一些，他们是多余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