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调控，何时不再伴随争议

　　□ 本报评论员  王如林

　　面对连连上涨的物价，限价、“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价格补贴以及严惩囤积居奇等一系列调控措施相继出台。政府出手果断，物价应声回落，价格的恐慌性上涨得到了初步遏制，有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再次得到彰显。然而，随着物价调控不断深入，各种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政府应不应该直接干预物价？以行政手段平抑价格是不是与市场化改革相悖？

　　对于这样的质疑声音，我们大概不会陌生。在以往历次物价波动中，每当政府出面干预，类似的质疑都会出现。而在这种质疑背后，折射出的仍是那个困扰我们已久的老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物价高涨伤民，政府理当出手干预。此轮物价上涨，主要表现在食品价格领域，而食品价格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不用看什么统计数据，只要观察我们身边的生活就能够发现，物价的快速上涨，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广大群众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已经深受影响。面对民生之痛，当甩手掌柜，任由市场自发调节，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无论是从保障和改善民生，还是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政府出手对物价进行调控，都是必然之举。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控物价，必须遵循基本的市场规律，恪守行政权力的边界。过去的事实证明，物价调控，难在把握分寸。有形之手如果伸得太长、管得太宽，即使是出于善意，也难免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以一些地区的“限价令”来说，对农产品进行指令性价格管制，固然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短期内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但人为地强行压低农产品价格，无疑会伤害广大农民的利益，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产品产量下降，为后续市场价格的报复性反弹埋下祸根。物价调控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采用行政手段平抑物价必须把握住火候和力度，否则不仅无法破解物价上涨困局，还可能扭曲市场价格信号，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给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带来更大的负面效应。

　　由此观之，政府干预物价，不是一个该不该干预的问题，而是个如何干预的问题。这一轮的物价上涨，成因相当复杂。其中既有供求关系变化、生产成本上升等市场因素，也存在游资频繁炒作、恶意囤积哄抬价格、流通成本高居不下、一些企业和经营者串通涨价等非市场、非理性的因素。调控物价，必须针对导致物价上涨的不同因素作出不同的应对之策，而不是简单地一限了之。对于恶意行为引发的涨价，当然需要动用有形之手，通过保证市场供应，加强市场监管，打击恶意炒作等调控手段，剔除物价上涨中的不正常因素。而对于由于市场变化引发的涨价，不妨多仰仗市场自身的力量，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重新达到平衡。

　　“物价调控”之所以引发种种争议，从根本上说，源于我们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常态的物价监管和调控机制，而每每以临时性的行政手段干预价格。加快物价调控长效机制建设，以合理的制度设计明晰政府与市场责任，让政府和市场各负其责、各守其职，干自己该干的，质疑的声音才会越来越少，物价调控才能越来越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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