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从2008年以来，我国实行以扩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反危机”政策，各地一片“大干快上”之声，各方面的投资都“超额”，但惟独真正的“保障房”在运作中却明显被冷落。不仅如此，在“保障性住房”这个大盘子里还奥妙无穷。总的来讲，在这个盘子中“济贫”目的相对明确的廉租房比含义模糊的“经济适用房”更受冷遇。这两年政策有所变化，一是“经适房”规定了面积上限，严格了买者资格审查；二是“保障性住房”的提倡重点从经适房转向了廉租房。

　　而与此同时，开始受到限制的“经济适用房”却越来越向官员倾斜。另一方面，廉租房建设不仅在热闹的宣传背后面临实质性的冷遇，而且其制度性的扭曲也不容忽视。媒体不时报道的违规租售之类尚属小者，根本问题还在于廉租房如今基本上仍是以户籍居民中的穷人为申请者，而与当代城市化大潮中2亿进城 “农民工”的安家需求没什么关系。

　　最近一些城市，如重庆、昆明等提出要为农民工建廉租房，这个动向值得称赞。但是，不要说这还只是计划，何时能够兑现还遥遥无期，即便开始兑现了，其帮助的对象仍然是“农民工”群体中的“上层”。因为申请人必须先取得“暂住”资格，而这又要求有相当的门槛，如 “稳定的工作”、“固定的合法住处”之类。

　　即便对于有 “居住”资格的农民工，而且城市愿意逐步将廉租房政策惠及他们，通常也都以僧多粥少为由，拟采取“分配”制而非摇号制来确定申请人，即把很少的廉租房指标分到各用工单位，用以安排单位青睐的优秀农民工。

　　总之，廉租房不给农民工，经适房优先公务员。这类制度缺陷严重地扭曲了我们的住房保障建设。在国际上，福利政策都具有帮助弱者、减少不平等的再分配功能。

　　而改革前我国的“福利”与特权挂钩，福利覆盖面从最强者开始，初始分配或许比较平均，“再分配”却增加了不平等。我把这种状况叫做“负福利”，改革就是要使中国走出负福利状态。这当然不能一蹴而就，但至少不能倒过来加剧负福利。我们应当共同防止负福利的加剧，到了福利机制由负转正后，高福利还是低福利才能成为真问题。(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本文摘自《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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