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极限的增长，代价可能越来越高，改革的成本和阻力也将越来越大

　　文/本刊评论员

　　2010年12月，又一个会议月。在这个月度里，将召开一系列中央层面的会议，决定来年中国经济的政策走向。

　　最重要的首推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各部委的年度会议也依次召开。前者是决策，后者则事关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没有人怀疑，2011，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最为扑朔迷离的一年。宏观决策面临诸多“两难”；政策的相机抉择，也少有地处于“投鼠忌器”的尴尬。

　　2008年，金融危机关头，中国经济政策力挽狂澜，目标清晰，提出保增长、促发展，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猛虎出笼；2009年，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特别是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2010年，通胀已成为现实，资产价格泡沫虽被暂时压制，但随时有再次被放大的可能。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如黄河之悬堤，一旦失控，必然导致更严厉的紧缩政策，并可能由此大热大冷。

　　宏观定调，最难也最为关键。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十一五”与“十二五”的分水岭，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起点，更是划分中国过去三十年和未来三十年发展周期的战略拐点。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认为有一座“远见”的灯塔应该加以重建。它的名字叫：增长的速度。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需要8%以上的经济增长，才能保证翻两番这一战略目标。但如今就总量来说，GDP每一个点的增速，需要付出的代价，远超过前30年。

　　以此次金融危机为例，大量的货币和财政资源，在极短的时间，被投放出去，暂且不问其效率若何，仅就资源的配置而言，已经形成了马太效应，这对当下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形成巨大压力。

　　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猛于虎，在于紊乱了居民实际收入和居民资产配置格局。财富的阶层分化趋于明显。

　　要浮肿、代价高昂的高速GDP，还是高质量但稳的GDP，是到了抉择的时候了。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经济增长，“又好又快”还是“又快又好”，每一次的抉择都对未来经济形势产生巨大影响。

　　需要重新定义“好”。能够确保优化收入分配体制，保证增长的正义的速度，我们都应当视为“好”；而持续的恶化的通胀和失控的资产价格泡沫是“坏”的典型症候。

　　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800美元，初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国际经验表明，这一阶段如果继续采取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就可能落入各式各样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要跨越这些陷阱，就要进行发展模式的创新。这种模式不仅关涉经济，还涵盖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

　　由此也需重估“快”的含义。模式的创新、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发展方式转变，这些都是“快”的基本变量，它不仅面向当下，更面向未来。

　　核心一环，应该是消费需求的有效扩大。消费的提升主要来自于人均购买力的增强，这需要民众尤其是消费倾向更高的中低收入群体“有钱”(收入增长)、“敢花钱”(有社会保障，无后顾之忧)、“好花钱”(有健康良性的市场供给、市场环境)。

　　具体而言，为国民持续增收，要使国企分红能更普遍地服务公众；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税制，减轻对企业的税费负担，从而激励企业特别是能更多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快速成长，解决就业问题；有必要形成企业内部劳资双方的谈判机制，从而动态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为了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必要加快推进更具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的改革；有必要通过财政支出的机制构建与完善，将财政资金更多转移给中低收入群体。

　　为了让民众“敢花钱”，有必要加快推进、逐步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并不断提高标准、质量，使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服务更为公平，使得民众花钱不再有后顾之忧。

　　为了“好花钱”，有必要加快培育、构建、完善良性的市场机制和运行规则，保障公众消费需求能够得到及时健康的供给回应、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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