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管理》杂志2010年第12期封面图片。

　　穿越制衡与转型的两难夹缝

　　第19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综述

　　文 / 本刊记者 李 靖

　　“这真是每年一次的精神大餐！”——“第19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结束时，有与会企业家如是感慨。

　　而今年这顿“大餐”尤其意味深远，“风味”也尤为独特。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正处在一个宏大转型的历史时刻——在今年恳谈会所处的时间节点上，无论我们的经济，还是我们的企业，乃至我们的企业家自身生存状态，都处在一个各种因素和力量制衡而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革命性转型之中！如果说去年中国经济的主题是复苏，那么今年，就开始进入了从复苏到确立新的几十年发展格局的过渡之年！

　　这是一个形成新经济增长引擎的布局时期，也是一个决定企业未来、抢占制高点的时期，更是一个企业操盘手们增加内力、发现价值、找回信仰的时期！

　　而如何参透这些，是《中外管理》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本届恳谈会“制衡中转型”主题一步步破题时所展开的话题，更是今年这次精神大餐丰富营养的所在！

　　经济生态，在两难中变迁

　　出口经济，遭遇全球变冷的反动气候

　　近两年，中国经济遭遇的最大变数，就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持续萎缩和政策日趋保守，那么下一步我们的国际经济环境会更坏吗？

　　会议上，多位专家在高度关注国际性的制衡力量。其中，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恳谈会上关于警惕国际热钱冲击的讲话，不仅成为当天CCTV的新闻头条，而且在社会各界甚至中央高层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朱光耀认为：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出之后，对新兴经济体会造成冲击，而且会迫使其使用资本管制。这其中，可以推理：当然包括中国。

　　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则告诉与会者：不要对今后一段时间的国际经济环境抱太大期望。因为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既然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板块的大变动不可避免，那么，自然要忙着在新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制定符合他们利益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所以，压制人民币升值、搞贸易保护主义，都不会是简单的风波和歇斯底里。对这些挑战，中国企业要做好“持久战”准备。

　　内需挖潜，“十二五”结构转型的纠结

　　既然国际经济环境如此，下一步中国经济最大的“挖潜”，就是由对外更多地转向对内。李稻葵在解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时，认为中央对“十二五”期间经济结构转型有“实质性的进展”的要求，是没有留余地，不打折扣的。而事实上，经济结构转型也已经成了现在的热词。只是——结构转型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恳谈会上，成思危、李稻葵、赵晓等与会经济界资深嘉宾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归纳起来结构转型将集中在这几个方面：首先是减少贸易顺差，以减小发达国家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但减少顺差的成败关键，还是“内功”如何。去年恳谈会上，嘉宾们极为关注的居民收入增加和完善社会保障问题，今年已经成了明确的政策方向，让人们有钱花、敢花钱，将是“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改革的重头戏！内需市场能否起来，关键在此。而要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结构转型，还有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发展新兴产业等。

　　但确定目标和实现目标之间，总是有瓶颈存在的。李稻葵、赵晓、陈淮等嘉宾从不同角度都很关注财税体制改革能否取得突破。至少有一个道理是明显的：对企业征高税，就相当于对劳动者收税，是不利于增加居民收入的；而政府税制不改，众多社会矛盾也无从根本解决。

　　此外，通胀阴云也正在拉启动内需的后腿。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感慨：应对通胀就要升息，而升息就抑制消费，因为升息只会让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去，这是一个两难问题。

　　众口一词的是绿色经济，几乎所有嘉宾都在用各种形式来强调。其中，李稻葵已经连续两年在我们恳谈会上提醒人们注意西方国家的“绿色意识形态”——这已经不是一个经济概念，而逐渐成了一个不能讲理的信仰。但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李稻葵已不仅是报以警觉，而且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中国天人合一文化与绿色意识形态内在逻辑的契合，最终会证明中国发展模式的长远战略性意义。

　　高铁经济，最激动人心的增长空间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投资，就是把高铁作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基础设施来建设——到2012年中国将有36条高铁线路运营，全国性的高铁路网将形成！当广州到武汉只需要三个小时行程、北京到石家庄只需要不到一个小时行程的时候，人们意识到：如果相当多的中国大中型城市，因为高铁而实现同城化和公交化的联系，那么带来的深远变化，可想像的空间该何其广大啊！ 

　　今年恳谈会的一大特色，就是把因为高铁而受益的贵州安顺、安徽宿州、山东德州等多位地方城市的市领导，深度参与到中国高铁建设的中国南车老总，商业触觉敏锐并正在围绕高铁而率先布局的多位优秀企业家请到了一起，把政治、经济与科技实现了有机连接。

　　铜锣湾集团董事长陈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从广州到武汉高铁只需要三个小时，便利性就已经超过了飞机。高铁运营“公交化”之后，将真正改变中国城市之间的时空关系。任何一个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都应好好研究高铁经济的大布局——这个去年恳谈会上还只是让我们感到精神骄傲的技术概念，仅仅一年，就神奇地变成了一个催生真金白银的经济概念！

　　城市化，充满两难的脱困出路

　　高铁在改变城市，城市在改变中国。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在把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析了个底朝天后，认为城市化是中国避免经济下滑惟一的出路。他进一步指出：“工业化带来的是供给，城市化创造的才是需求。内需不足，从根本上讲还是城市化不足。”

　　但中国当前的核心特征，正如本届恳谈会所提炼的那样，是“制衡”。当中国城市化进程如奔驰的高铁一般突飞猛进时，陈淮却冷静地指出：中国为大规模城市化，其实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相关设施配套、人口安置、资源分配，都还存在巨大缺口。

　　房地产，为经济和社会问题找到平衡点

　　而与高铁经济和城市化发展新浪潮极其相关的，就是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不知人们有没有发现：今年的房地产行业已经在中国各产业里率先开始了结构调整！而不谋而合的是，今年也是“管理中国”总评选创办六年来，第一次为房地产企业颁奖，第一次就房地产结构调整下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

　　万科作为中国房地产行业里最有责任感、前瞻性的领袖企业，获得最高奖：“中外管理年度管理杰出贡献奖”，着实是实至名归。万科副总裁毛大庆现场感慨：“万科不知道拿过多少奖，但是这个奖份量真的很重！”

　　而对于房地产的发展，永远有讨论不完的议题。今年恳谈会所有谈论宏观经济的嘉宾几乎都会谈到房地产，这是与往年明显不同的。而在房地产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中国房地产业是否面临崩盘拐点，展开了立场鲜明的争论和碰撞，也殊为罕见。但由此的异中之同，也就格外显眼：当前的房地产困局，已经在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给予“小产权”合法性这一敏感禁区了。

　　正如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在会上所言：怎么让房地产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间找到平衡点，这是重要的。所以，房地产调控会走向哪里的解读，就在这样的平衡之中——遏制房价、限制房地产投资属性、“恶补”保障性住房建设，乃至一步步改变土地财政体制，让房地产市场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这就是我们会议对这个重要议题的答案。

　　企业，在创新中“蜕变” 

　　制衡与转型的大环境下，我们的企业也是在其间不断“进化”、破茧成蝶的。一如金蝶软件董事长徐少春在会上所讲：一只美丽的蝴蝶要经过无数次的蜕变、转变，一个杰出的企业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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