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经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和2003—2004年间爆发过烈度不一的通货膨胀，但本轮通胀体现出与以前不同的“成本推动型”特点。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不会如需求拉动型通胀在短期内爆发恶性物价上涨；同时也是个坏消息，它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的物价上涨将成为长期趋势，且比前一种通胀要难控制得多

　　□ 记者 冯禹丁

　　“震撼”的CPI

　　11月11日“光棍节”，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光棍们悲催的数据：10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0.1%，推动CPI同比上涨4.4%，创下25个月以来的新高。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教授称之为“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爆，市场十分震撼”。

　　常去菜市场买菜的消费者也许不难理解这一数据有多“震撼”。最近3个月以来，记者常去的北京东四环外的一个小型农贸市场内，所有的蔬菜、瓜果、油、粮食、蛋禽等的价格平均涨幅在2倍以上。记者问卖家为何涨价，一律告知，“进货价涨了，刚涨的”。

　　早些时候闹“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玉米疯”、“苹什么”时，人们还有选择性购买的余地，也就是经济学上的“替代效应”，但当菜场所有商品都翻番地涨，“替代效应”就完全让位于“收入效应”：无论如何搭配菜种，每周买菜的总花费总会比3个月以前要多出2倍。

　　同此凉热，连续3个月，我国CPI数值高于全年控制目标3%的“红线”。除了食品之外，汽油柴油、有色金属、煤价、棉花、钾肥、快递等已陆续涨价，水、电和天然气也已经涨价或正在酝酿价格上调。

　　这让人回想起我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年初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中国会否发生通货膨胀，他反问主持人：你看眼下中国有什么东西能涨起来呢？哪样不是供过于求？

　　的确，除了“住”的价格一直在节节高升之外，中国人生活必需品的集体大涨价记忆似乎要追溯到很多年前了，而住房并不被中国的统计部门算作消费者的生活必需品，它被作为一种投资品而排除在CPI之外。

　　不仅国内看似没有通胀基础，从全球范围的供求来看，似乎也无通胀之虞。传统的中国、巴西等“金砖”国家负责生产制造，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现代金融体系过度超前消费，这一“脆弱的镜像平衡关系”(吴敬琏语)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泡沫的破灭而告一段落。但中国等制造业大国的生产能力仍处高位，全球经济因此面临供过于求和产能过剩的格局，所以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至少在短期内全球经济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但通胀偏偏不期而至。包括中国，“金砖四国”都在被CPI的高烧炙烤。国家统计局称，9月份巴西CPI上涨4.7%，俄罗斯上涨7%，印度8月份CPI更是上涨9.9%。发达国家中，韩国10月CPI高达4.1%，韩国产的牛肉已涨到比美国进口牛肉还贵1倍，90元人民币一棵的大白菜则被戏称为“蔬菜中的法拉利”。

　　前两年当房子、黄金、收藏品价格大涨之时，专家们根据经济学中“价格与成本一般水平上升”的通胀定义，声称中国没有通货膨胀。而对于此轮生活必需品大范围、高幅度的价格上涨，仍有专家否认中国已出现了通胀，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福垣表示：“我们没有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正是在拉动内需的一个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也宣称中国当前不存在通货膨胀，他认为CPI高涨是年初的自然灾害造成农产品减产的结果。

　　但天灾年年有，比今年更甚者多的是，为何今年会物价普涨呢？

　　也许一些人士否认通胀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凯恩斯所揭示的——“通过一种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过程，能够秘密的和不被察觉的没收公民的大量财富”。最近一位中国老人的遭遇为通胀这一公开的秘密做了最好的注解：家住四川成都水碾河的汤婆婆1977年将400元存进银行，33年后凭着一纸泛黄的存款单，她可以连本带息取出835.82元。33年前，400元是一间房的价格，而现在835.82元在成都仅可以买到0.1平方米住房。

　　通常人们不会体验汤婆婆那样的心理落差，是因为财富转移的过程发生在漫长的33年间，尚在“可接受、可控制”甚至“不被察觉”的范围之内，但当通胀烈度超过“温和通胀”的容忍度(一般是3%的CPI涨幅)，成为恶性通胀的话，其破坏力将会危及全社会的稳定。

　　危险的信号在于，按照不少非官方人士的统计数据，中国已经进入“恶性”通胀时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估计，3季度实际通胀率达到了2位数，“是统计局数据的3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徐奇渊博士则引用央行调查数据称，过去5年间中国的CPI指数被系统性低估超过7%。当然，国家统计局随后进行了此乃“无稽之谈”的辟谣。

　　“通胀不起，宽松不止”

　　要应对通货膨胀，先要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在一个看似没可能发生恶性通胀的国度却又实实在在发生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的解释是“由于国外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流动性加大，物价上涨存在压力”。

　　统计局此种判断是针对11月初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QE II)货币政策的出台。美联储计划在2011年二季度之前再购买6000亿美元较长期美国国债。此前的2008年底，美联储的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已经放出1.5万亿美元用于救市。在美国的带动下，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已将基准利率降至0—0.10%水平，并扩大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Observatory Group高级分析师李新新介绍，QE II第一笔6000亿美元流动性注入“只是一个首付”，其目标是扭转目前为负的美国CPI指数，为此可以不断“月供”，“通胀不起，宽松不止”。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导致本币贬值，大宗商品涨价，大量资金“外泄”别国。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和潜在汇率升值国，热钱涌入和输入型通胀预期的压力自然倍增。果然，9月份中国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为2895.65亿元，创下今年1月以来的新高，而外汇储备则在过去已是天量的基础上继续激增1004.09亿美元，创下有史以来的单月新增最高值。

　　但历史地看，美联储损人利己之举也只是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因为即使没有QE II，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也已经相当严重。

　　经济学界一般使用“货币指数”，即广义货币量M2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一国流动性是否过剩，广义货币量M2由银行放贷和外汇占款构成。在强制外汇结售制度下，2004年之后，中国每年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3000亿美元，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新增4500亿美元。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引擎——投资，更是以天量银行贷款为基础，仅2009年为拉动经济中央政府便投入4万亿元，银行信贷余额达9.6万亿，地方融资平台以土地为抵押借债总额达7.66万亿元。

　　“双引擎”齐发力给我国饲养出了一只硕大的“货币老虎”。2007年我国M2同比增长16.73%，2008年增长17.79%，2009年增长27.68%。相应的，2007年美国M2同比增长5.68%，2008年同比增长9.68%，2009年同比增长3.06%，增速远远低于中国。

　　从总量上看，2009年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1/3略强，但M2却达到60.62万亿人民币，高出美国近5%。2009年中国M2和GDP的比值达到了1.81，大大超过美国的0.6。到今年8月末，中国广义货币已高出美国约17%。考虑到美国的货币总量中有相当大部分是以各国外汇储备的形式处于静止状态，中国的货币总量已经远超美国实际货币总量。

　　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一国实体经济产出(GDP)的扩张，需要一定量的新增货币，而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种非市场化的生产要素纳入市场体系，要“消化吸收”比它国更多的货币。北京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周其仁称之为“货币深化”的过程，也因此中国的M2增幅在过去20年中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1.36%，共增长39.6倍。

　　但令周其仁感到好奇的是，不少发达国家的货币指数一般过不了100%就掉头向下，但中国的货币指数在1993年过了100%之后继续上冲，目前已冲到180%仍丝毫没有掉头向下的意思。他认为，“我们也许需要新的验证，看看资产市场化是不是比产品市场化带动更高的货币需求？”

　　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已经被证明是富于解释力的，因此大凡通货膨胀爆发，经济学家们总会直觉性的联想到流动性过剩。“货币如同演员，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限制了电视剧，他就要上古装戏。”许小年说。

　　而这的确是一个流动性泛滥成灾的世界。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国均不同程度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目前多个国家面临通胀考验。但同时，另一些流动性过剩的国家比如日本，却正为CPI增长呈负值的通缩压力苦恼不已。美国虽然连续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也大手笔投资新产业，但10月份美国CPI仍环比下降1%，创下1947年开始统计该指数以来的最大月降幅，经济学家预测美国所面临的通缩压力正逐渐加大。

　　所以，用“票子印多了，钱毛了”一言以蔽之当前的通胀，显然无法回答人们更多的疑问：本轮通胀是需求拉动型还是成本推动型？会持续多久？全球流动性泛滥背景下，为何不同经济体呈现通胀与通缩冰火两重天？

　　全球化下的“结构性”通胀

　　汇信资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叶翔11月初的博客，记录下他和菜市场一位年近60的老妇的对话：

　　我问：“菜又涨价了？”妇答：“是的。”

　　她接着问我：“你是经济学家，我有时会看看报纸，电视，都说通货膨胀是什么流动性太多搞的，是不是就是指钱发得太多了？”“是。”

　　“这水是美国人放出来的？”“是。”

　　“既然水是美国人放的，肯定是先流他的家里，满了才流到我们这里？”“是。”

　　“那为什么美国没有通货膨胀？”“这个……”

　　“听说日本泡沫破裂之后，政府也放了很多水，都放了20年了，怎么也没有通货膨胀？”

　　“这个……那您说说，为什么我每星期来买菜，您都涨价？”

　　“因为我去进货，卖菜给我的农民说，他们种菜的本高了。”

　　“都是那些本？”

　　“种子，化肥，农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费提高了，如果菜价不提，他们种菜就不够吃了。你说，这些本跟美国人放水有关系？”

　　“好像没有。”

　　“没关系，那为什么你们这些经济学家天天说是放水引起的通货膨胀？”

　　“这……”

　　叶翔对《商务周刊》说：“这篇博客中我想表达的是，流动性只是通胀成因之一，可能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作为经济学家要深究的是，流动性很多的货币环境下，是什么样的环境与条件使得通胀出现(如中国、印度等)，又是怎样的环境与条件使得通胀不出现，至少在短期内不出现(如美国与日本)？只有找到原因，我们才能找到这一轮通胀的性质与特点，才能清楚它的危害，因而才能得到我们所要采取的政策与手段。” 

　　早在去年底，叶翔便预言“全球面临成本推进型通胀风险”，当时他认为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等，房地产价格大体上超过了危机前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生活成本，从而推高劳动力价格。以中国珠三角情况来看，工人要求的工资远远高于危机前的水平，因为只有更高的工资才能满足他们衣食住行、娱寿健教以及维持社会关系所需要的生活成本。

　　而从2009年的能源与原材料价格和需求来看，美元的贬值导致石油与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上升，比如国际石油价格从30美元/桶上升至超过70美元/桶。因此，除非新兴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能够快速提高，否则土地、劳动力、能源与原材料价格的过快上涨推动的产品价格的上升将不可避免。

　　对于中国近几个月来的通货膨胀，叶翔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今天没有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会不会有持续通胀的可能？如果有，说明问题主要出在中国自己，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加剧了这个问题。”

　　按他的看法，中国经济本来存在一个结构性变化带来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动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动力：一是中国劳动力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二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土地成本上升；三是全球货币体系结构变化滞后于全球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能源与资源价格的上升。

　　叶翔对于最后一点外生性结构变化的判断，与一位官员的观点不谋而合。200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以个人名义撰文指出，近年来全球经济周期与通货膨胀的变化机理，出现了一些传统框架下难以解释的新现象，其中包括三方面：

　　第一，2003年起至次贷危机爆发前，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需求膨胀压力并未引起一般性商品价格上涨，而是导致供给弹性有限的初级产品及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持续上升。

　　第二，全球CPI明显上涨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才出现。2007年9月次贷危机爆发后至2008年7月前后，全球更为宽松的货币条件及房市股市泡沫破裂后，大量资金涌入初级商品市场，引发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由于食品及原油价格在CPI、PPI篮子中占较大的比重，这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内主要由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的“结构性”通胀，导致增长放缓与CPI高企并存。

　　第三，2008年7月之后，受金融危机加剧、信心整体逆转等影响，初级产品泡沫崩溃，引发全球CPI、PPI迅速下滑。

　　上述分析显示，经济全球化是通货膨胀机理变化的推动因素。一方面，全球化大大增强了工业生产和供给能力，抑制了一般性商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也大大增加了对初级产品和资产的需求。加上金融投机的推动，初级产品和资产价格更容易出现大幅上涨。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年来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物价上涨(即一般性商品价格上涨慢、初级产品和资产价格涨幅大)。

　　张晓慧的警告是，“等到CPI明显全面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

　　抬升的地平线

　　对于叶翔提出的“中国劳动力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一通胀成因，另一位研究人士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和他的同事做了一系列持续而深入的实证研究。

　　高善文等人把谷子、花生、大豆、棉花、小麦、粳稻等不同类农作物由生产技术决定的劳动力密集程度作为横轴排列，在纵轴上计算这些不同类农作物在长时间序列(8年左右)中的累计价格涨幅，结果发现这两组数据呈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在熨平了短周期因素(比如气候、天灾等)之后，农产品长期的累计价格涨幅，与这种农产品自身的劳动力密集程度成正比。

　　在思考了很长时间之后，高善文等人能得出的“唯一推论”是：低端劳动力的工资在非常快速的上升，从而推动了广谱农产品价格的上升。

　　为了验证这一推论，他们找来国家统计局和草根调查的数据进行比对，发现从1990年到2000年，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农民工工资的累计涨幅是零，而2001年到2009年，农民工工资剔除通胀后的累计涨幅大约是300%。

　　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也在统计学意义上得到证实。高善文以1993年CPI指数为基准，分别计算历年CPI中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的定基数，结果发现从1993—2003年的10年中，此两种价格的定基数基本一样，只是在短期之内有背离。但是，2003—2010年，却看到两者间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裂口”。这意味着过去7年里，CPI中食品价格的平均和累计涨幅大大高于非食品价格的累计涨幅。

　　为进一步探究食品价格和物价总水平之间的关系，高善文等人又把1978—2010年30年间食品价格的波动数据，和剔除食品的中国GDP缩减指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变动)拿来作对比，发现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高达0.9。这说明食品价格广谱上升和下降，总能和当年物价总水平的升降同步。另一个发现是，一种食品越容易保存，它和一般物价水平的相关系数越高。

　　那么到底是食品价格上涨推动了一般物价水平，还是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诱发了食品价格的涨跌呢？通过以食品价格指数对第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做回归分析，答案是后者，即经济整体的冷热、工业品和服务业的价格变化诱发了食品通胀。

　　其实在对农村农户的微观行为考察中，上述推论不难找到落脚点。农户的产出是农产品，投入品一方面是自身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化肥、种子、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以及农户自身穿用行等方面的生活成本。至少存在两种机制可以使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价格同步起来：一种是成本传导，化肥、农药、薄膜和汽油的价格在上升，提高了农户的生产成本，影响粮食价格；第二种是通货膨胀预期，农户观察到化肥、种子、薄膜的价格在上涨，产生通胀预期和保值需求。此时农户会增加资产的持有量，比如囤积粮食和延长生猪存栏时间(它们最容易保存)，导致市场上粮食和猪肉的供应减少、价格上升。由此，通胀预期通过存货调整的机制作用会驱动农产品价格的升降。

　　把以上研究结果综合起来，安信证券得出的结论是：“全球经济通货膨胀预期推动中国食品价格摆动的同时，推高了低端劳动力工资的高速增长，从而系统推高中国通货膨胀的中轴。”高善文等人把这条由低端劳动力成本推高的通胀中轴称为“抬升的地平线”。

　　已走过“刘易斯拐点”？

　　在上述逻辑推演中，低端劳动力工资的快速上行是关键点。经济学上描述这一过程的术语叫“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指在二元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中，早期劳动力供给过剩，导致其工资水平长期保持在维持生计状态，直至进入劳动力短缺阶段，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其间的转折点便是“刘易斯拐点”。

　　该“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在中国，2008年开始的“民工荒”、保姆价格上涨，以及最近五大民营快递巨头的集体涨价，和粮食、蔬菜的价格上涨一样，都指向了低端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的趋势。

　　“刘易斯拐点”正在制造业、快递业、家政服务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日益明显的显现出来。国家统计局的入户调查数据显示，2003—2009年农民工收入的年增速都在两位数，其中中西部地区平均在16%，东部地区在10%以上。而在CPI中，“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费”指标2004年之前的走势和整体物价水平一致，2005年之后开始系统性超越CPI，暗示低端劳动力价格开始出现迅速攀升。

　　而安信证券认为，根据农产品的价格变化这一重要指标，中国早在2007年前后就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其研究表明，最近6年食品价格开始系统性地超越整体物价水平，两者之间出现越来越大裂口。2006年之后，CPI食品和PPI的价格也出现越来越大的背离，“5年以上的价格裂口，很难认为是食品生产部门的超额利润或天气波动因素导致的，最重要原因是农民农业生产机会成本的大幅提升”。

　　事实上，2007年中猪肉价格大涨时，《三联生活周刊》曾经做过一篇题为《猪肉的价格动力》的封面报道，其中便试图以“刘易斯拐点”说来解释猪肉涨价。一位经济学家告诉《商务周刊》，当时这篇文章在学界影响很大以至相互传阅，但后来随着猪肉价格的回落，它的解释力遂不被重视，“其实它的问题只在于用一个长期趋势去解释了一次短期波动”。

　　一位研究人士指出，回过头看，近两年猪肉价格的回落其实与“刘易斯拐点”未能在工业部门价格变化中得到反映的原因一样，都是由于“技术进步”——近几年中国的生猪饲养由过去的农户分散圈养为主，转向了集中的集约化、规模化养殖。

　　但在整个农业部门，过去十多年间并没有重大技术进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也意味着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二、三产业，很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在行业低谷时过度收缩，从而使一些农产品先超跌后超涨，此类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加剧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走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多次得见。

　　但这种通胀预期基础上的存货调整，只会在短期内影响农产品价格，其中期价格的决定因素则来自成本推动，包括玉米、汽油、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和劳动力工资的系统性上涨。长期来看，影响这些商品价格的因素还是弗里德曼口中的货币量。“我们对通货膨胀的看法是三句话：短期看产能、中期看成本、长期看货币。”高善文总结说。

　　中国曾经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和2003—2004年间爆发过烈度不一的通货膨胀，其动因分别是“价格(放开)闯关”、资本短缺或产能缺口，而本轮通胀体现出与前几次不同的“成本推动型”特点。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不会如需求拉动型通胀在短期内爆发恶性物价上涨；同时也是个坏消息，因为它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的物价上涨将成为长期趋势，且比前一种通胀要难控制得多。在内需不足的背景下，成本推动型通胀还可能使需求剧减，投资乏力，陷入西方谈之色变的“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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