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9日晚间，央行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20日，国务院又出台了16项措施稳定物价。面临“通货膨胀”这头猛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指出，央行已开始回归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中来，同时建议：第一，央行尽快实施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调整，回笼过量货币；第二，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构建新的“池子”。

　　潇湘晨报：与加息相比，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能不能有效地回收市场上的这些货币？

　　匡贤明：我们在反危机中实施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客观地说是造成当前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当前的通货膨胀形势下，社会对加息的呼声比较高。但通过加息冰结过量货币，不能不考虑到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部环境。加息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带来更多的热钱流入，这同样也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央行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在有限的调控手段中的最优选择。货币政策的调整与转向只能逐步，而不能急速转向。

　　此外，品味一下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表述就会发现，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中央已经把“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四大宏观目标之首。这也意味着反通胀是未来几年的主要目标之一。由此决定了货币政策调整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

　　潇湘晨报：与2007年底的情况相比，目前的情况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匡贤明：虽然都是表现为通货膨胀，但其根源不同。2007年底全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投资过热，为此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宏观政策，尤其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而当前情况是市场流动性过热，是货币过多带来的通胀压力。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把过量的货币尽快回收。我们当前面临“两难”，主要表现为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物价上涨，短期内效果大，但副作用明显；通过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有一定的政策滞后性，在短期内效果有限。

　　潇湘晨报：有什么办法能够很好地解决“两难”问题？

　　匡贤明：“两难”的根源在于我国宏观体制还不健全，从我国仍处于转型的特定背景出发，治理通货膨胀的根本方法还在于加快改革。例如，尽快改革当前的结售汇制度，为加息创造空间。这一点见效最快。再例如，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构筑新的“池子”。过量的货币为什么集中流向房地产、生活必需品领域？就是因为相当多的货币，尤其是在民营经济手中的货币，无法进入到垄断行业中进行投资。投资渠道的狭小，迫使过量货币涌向消费领域。目前看来，仅放开垄断行业准入门槛已经远远不够，反垄断需要从消除门槛转向出台鼓励和吸引政策，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投资。以此构筑一个新的“池子”，容纳过量货币。从我国发展趋势看，这个池子完全有能力容纳43万亿的超发货币。

　　潇湘晨报：如果央行实施紧缩的货币调整，会不会导致国家的整个经济下行？

　　匡贤明：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看。第一，未来经济增长并不越高越好。未来几年宏观经济增长保持在7%-8%左右比较合适。因此，从两位数的增长回调到8%左右的增长，不是坏事。第二，增长更要看中长期的趋势。央行实施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会对中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投资的地方还很多。例如，我的一个初步测算是，“十二五”要构建起“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需要财政投入20万亿。再从城市化角度看，未来几年是我国城市化率加快推进的时期，如果户籍制度等有实质性突破，2015年城市化率有可能达到55%，这意味着将近有1.3亿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中，由此带来巨大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因此，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可持续的增长仍然是可以预期的，完全不必担心央行货币政策调整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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