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和研究均表明，信贷渠道是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对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加以调节和控制则是实现既定货币政策目标的必然途径。

　　1998年以前，我国信贷规模调控采取行政干预方式，央行直接计划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1998年之后，央行对商业银行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此后，央行每年仅对商业银行的新增贷款提出一个指导性参考目标，商业银行在符合资产负债比例九大指标的前提下贷款完全自主。

　　但从实际执行情况看，间接调控效果并不理想。2002年至2009年，除2004年和2005年金融机构实际新增贷款规模低于央行的年度新增贷款指导性目标外，其余年份金融机构贷款扩张速度均超出指导性目标约束。而2004年和2005年是因为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股份制改造涉及不良资产清查、剥离、注资、公司治理结构建设以及机构和人员的调整，工作量庞大而繁杂，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当年的信贷投放。

　　当前，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扩张的动力，来源于内部激励制度安排和外部庞大信贷需求之间的有效结合。从内部看，金融机构激励制度安排与信贷规模扩张存在动态一致性。首先，清收化解不良贷款绝对额困难重重，而降低不良贷款率可通过做大分母得以实现，特别是在严格的金融监管考核下，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扩张与降低不良贷款率存在动态一致性。其次，信贷规模扩张与激励考核存在动态一致性。当前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层业绩考核主要基于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两个维度。由此，做大信贷规模，维持市场份额增长成为当前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层的主要出发点。其三，信贷规模扩张与利润增长存在动态一致性。目前，金融机构收入来源于信贷规模扩张的模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由此做大信贷规模完成利润高增长目标存在动态一致性。而经济结构转型催生庞大信贷需求，契合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扩张主观意愿。

　　目前我国经济正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城镇化进程也在加快，两者均需要庞大信贷资金驱动。此外，信贷资源配置扭曲加剧实体经济对信贷资源的“饥渴”症状。在信贷资源配置上，大型企业始终处于优势，中小型企业不仅融资困难，而且融资成本远高于大型企业。由此造成实体经济信贷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对实体经济运行和增长贡献巨大的中小企业始终存在对信贷资源的“饥渴症”。今年计划新增信贷规模较2008年增长52.75%。从绝对数量看，应完全能满足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但从实体经济反映出的信贷需求看，信贷供不应求甚至有所加剧。在民间融资活跃的地区，民间借贷利率甚至攀升至30%以上。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行政力量占据主导的经济社会体制下，行政干预可有效遏制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扩张冲动。2008年，央行重启信贷规模指导，以上年新增贷款规模为基础，限定当前信贷额度。今年，监管当局以金融机构上年末贷款余额数，统一确定增长比例来限定金融机构当年贷款增速，并按照3：3：2：2来确定各季度新增规模。从实际执行效果看，有效遏制住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扩张冲动，改变以往“早投放、早受益”的投放节奏，各季度信贷投放更趋均衡。但行政干预容易加剧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进一步营造信贷资源稀缺的紧张气氛。特别是，“一刀切”的行政干预方式，消除了各家金融机构在贷款风险管理上的差异，忽视地区间差异化的信贷需求，整体上降低了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

　　可见，调控信贷规模，始终存在货币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猫鼠”游戏，表外贷款的急剧扩张与“紧急叫停”，正是信贷规模调控“暗战”的集中表现。所以，既要控制住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又不能对实体经济的运行造成较大波动，是对货币当局的智慧的至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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