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梁国勇

　　外资企业期待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政府倾向于针对具体目标对政策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整。很多情况下，两者的“猜忌”和矛盾由此而生

　　外资能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东道国的发展，本土化是一个关键变量。国际上外资在资源采掘领域的参与之所以受到诟病，部分原因就在于很多项目与本地经济隔绝的“孤岛”特征。衡量本土化程度，当地价值创造的多寡是关键，而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经营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东道国经济政策的特定目标(如促进就业、培养人才、推动创新)则是重要标准。这些目标是随着一国宏观经济形势、市场情况变化和经济水平提高而动态调整的，因此对外资企业本土化程度的评估也很难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全面和客观的评价也必然面临一些理论、方法和数据上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深入的思考和周详的规划。

　　中国的外资引进是多元化的，而加工贸易一直在其引资总量中占相当的比重。该模式使中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体系中，造就了现今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平心而论，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奇迹。然而，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模式在本土化程度上存在诸多的限制，相应地，国内的价值创造就比较有限。解决此问题，关键的是通过推动后向关联(backward linkages)提高零部件供应的本土化程度。与此同时，如何利用现有优势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已经成为关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

　　目前，“发展型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合作仍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特征之一；但未来双方关系必然趋于复杂和多样。当前，在政府的总体战略指导下，市场准入、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相关具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越来越倾向于反映各利益相关方实力及相互博弈的结果，而政府决策机构、本土企业和外资公司的三角关系及其动态演进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政策的走向。近年来，本土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做大，对政策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因此，原来某些中立或向外资企业倾斜的政策必然向钟摆的另一端滑动。然而，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合作、竞争关系，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分权制衡格局又使问题更加复杂。总体而言，外资企业期待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而政府则倾向于针对具体目标对政策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整，近期关于中国自主创新等政策的争议即源于此。

　　特别是当下，资金(特别是外汇)不再短缺而是过剩，产业政策和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大，本土企业的实力和话语权显著增强，政府和民众对投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效应更加关注，因此出现了对前期利用外资政策和实践的反思。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实力增强，信心提高，这种倾向渐趋明朗。其实，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对外资作用进行的广泛反思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有些跨国公司开始对其在华投资经营氛围的微妙变化有些微词。诚然，中国利用外资政策需要反思和调整必不可少，但坚持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方向不能动摇。同时，跨国公司的高管们不应对“主客”身份和态度问题过于敏感，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且在中国经济大家庭中受人尊重地位不会改变。如果有，也仅是从“超国民礼遇”到国民待遇的正常回归而已。

　　系统研究外资企业经营活动，客观评价其本土化程度和贡献，一直为政府、跨国公司及社会各界所期待。但国内外尚无成功先例。鉴于企业与政府两者之间的利益和博弈关系，由公有部门和私有盈利机构之外、利益相对超脱的第三方从事此项工作较为合适。在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大众传媒中，媒体由于广泛的影响力具有独特的优势。此次《中国企业家》杂志秉承一贯的责任和敏锐，汇集国内外著名学者，在跨国公司本土化评价方面做出了开拓性工作。笔者乐观其成，且深怀期待，愿此项目取得圆满成功，达到为企业设立标杆，引导政府完善政策的目的，以更好地利用外资为可持续发展服务。

　　(作者为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部经济事务官员，本文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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