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专稿】记者 徐斌

　　2010年9月25日上午，在“2010中国宏观经济预测秋季论坛”上，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在演讲中表示，中美两国在汇率政策问题上都存在问题。

　　他说：“中美都面临着经济的调整和再平衡，大家知道这场危机既是经济失衡的结果，也是对于失衡的校正，从结构来看是严重的失衡，而这个失衡集中表现在中美两国上。所以后危机时代两国都面临着一个调整和再平衡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表现不一样，美国的失衡表现在三个方面，原因概括起来可能是美国的市场化过度，而美国政府对于市场的监管放行。美国是高消费、低储蓄，美国国民储蓄大概只有10%左右，家庭储蓄基本上是零，美国人是靠着挤压贷款和借债消费的，比如说房地产的证券挤压，得到的贷款以后拿去买车和旅游，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所以美国这种借债度日的状况是不可能持续的。”

　　“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很大，而且政府的债务很多，大概去年是1.4万亿的赤字，而政府积累的债务是12万亿，占到GDP相当大的比例，而且从现在来看，这个赤字恐怕还是有增无减，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尽管美国的状况和希腊的状况不太一样，但是这么高的政府债务不得不是一个问题。美国人一方面是靠进口的产品来消费，另一方面又是靠借债来度日，所以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美国是面临着也是一个严重的结构失衡调整。中国的状况可能和美国正好相反，我们是市场化不足，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政府管制很严，不该市场化的有些又完全放到市场里面去。所以中国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衡，而这个失衡的表现和美国也返过来，我们是高储蓄、低消费，投资率几乎到了43%，而消费率只有48%多，和过去不可比，和其他的国家也不可比，他们都是60%到70%，我们现在不到50%。中国政府的储蓄和企业的储蓄不少，这个大家清楚，其实居民的储蓄也不少，我们看一看居民的储蓄存款，当然这两个储蓄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储蓄存款我们2000年的时候大概是6万多亿，08年的时候是21万亿，几乎是22万亿，增长了很多。所以我们的储蓄率很高，而消费率很低。”

　　“我们贸易的状况大家也非常清楚，我们的顺差尽管08年大概3千多亿，去年少了一些，今年也可能再少一些，但是数量还相当大。所以中国正好返过来，所以问题也相当严重，中国这种靠投资和靠出口拉动的这种经济也是难以持续的。所以两家都面临着调整的问题。那么调整的方向是什么？看来美国要再工业化，要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这是美国的调整。做工业化选择的问题，刚才上面也提到了，到底是选择传统产业还是选择高新技术产业，比如说低碳产业？看来确实传统产业在美国是没有竞争力的，刚才陈兴动先生讲到，差距已经摆在这个地方，美国在传统产业上不可能和中国竞争，新兴产业作为再工业化的一个方向，它要调整的方向就是要再工业化来增加出口，增加就业，低碳产业的发展怎么样？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发展，这是关键的问题。当然现在低碳产业成为一个世界趋势，大家可以看到在传统的工业化方面我们落后了，在IT产业的发展上中国赶了一步，在低碳产业的发展上中国怎么样？能不能迎头赶上？中国的调整也很清楚，中国要降低储蓄，增加消费，增加进口，也返过来。”

　　“这个调整的方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推进城市化，也可以说我们也要再工业化，因为我们的工业化可以说这30年来一个外援的工业化基本上是成功的，市场在国外，资源在国外，我们通过这个利用工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分工优势，因而工业化成功了。但是我们的城市化说实在的尽管速度慢，但是存在着严重的扭曲，一个是半拉子城市化，进城的农民工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城里人，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全部是农村。所以出现了一些新的中国城市化当中特有的现象，比如说留守儿童，比如说夫妻两地分居，比如多人租屋，再加上春运高潮这样一些特殊的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城市化也是失衡的，我们城市面积的扩展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而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又快于城市生活提升的速度。从08年开始我们城市扩展建设的面积6.7%，而人口只有2.5%，至于我们的城市生活仍然保留着很多计划经济的色彩，单调、封闭，而且缺乏创新。尽管城市的面貌变化很大，但是城市的生活变化的并不是太大，而且我们还有很重要的问题，城市化的发展很快，服务业是落后的，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清楚的。”

　　“我觉得美国要再工业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它要实施弱势美元政策，因为弱势美元就可以增加美国的出口，弱势美元就可以提高传统产业的成本，而把资源资金吸引到新的产业上去。但是现实我们可以看到，危机以来美元是强势的，这个恐怕和现行国际的金融持续有关，也和外部条件有关，但是是不是和美国的政策有关？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美国现行的政策，如果一旦美元走贬，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经济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短期美元走强，长期恐怕是走贬的趋势。”

　　“ 中国的状况要调整，恐怕汇率调整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都存在着很大的扭曲，但是中国在回去调整上存在着一个恐惧症，害怕企业承受不了，我们的压力测试说是3%，实际上恐怕不是这样，05年到08年升值了21%，中国的出口没有下降而且增加，企业的应对能力也在牺牲。其实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大于价格弹性，这一点也是站不住的。另外我们害怕现有的外汇资产损失，其实这个损失是已经形成的东西，是一个存量，存量随着升值或者随着美元的贬值都会损失，现在是怎么减少损失的问题，减少损失最主要的办法其实就是汇率的升值，升值以后可以从供给和需求量两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减少供给，减少外汇的增加，恐怕只有汇率动，我们的利率和其他的要素价格才有可能进一步调整。”

　　“ 政府的政策，我觉得两个国家当中恐怕也是有问题的，美国既然是这样一个办法，但是美国现在实施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前一项宣布的对于中产阶级永久性的减税，那么减税到底是刺激消费还是增加储蓄？很清楚，我觉得恐怕减税很重要的方面是增加消费，而美国要减少消费，所以这个政策也不见得是合适的。美国现在的尽量宽松政策我们看看是什么结果？我觉得恐怕与他调整的方向也不见得是相一致的，因为这个尽量宽松的政策可能有利于一些大的金融机构，而不是有利于经济的调整。”

　　“中国的金融政策，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些顾虑，所以我们现在的调整基本上是两个办法，一个是投资，给哪里多哪里少是可以调整的，中国现在主要用的是这个办法，因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也好，包括其他的也好都是这个情况。中国很少用价格的办法，汇率不动，利率不动，其他的要素价格基本不动，这个对于调整是相当不利的。只有使这些价格动起来，才能真正是一种市场性的调整，而不是政府在那里操纵。”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中美两国要进行调整，我觉得恐怕进行合作是必要的，但是各个国家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在这里面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一些不一定配合的地方。最近美国参议院要通过对于汇率低的国家实行征收反补贴费，人民币升值并没有解决美国的问题，而美国想让别人承担成本是不可能的。如果想合作，我想恐怕互惠是必要的，要很好的来考虑一下，共同来承担成本，共同来分享调整的利益，这才有可能。”

　　(证券市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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