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

　　刘晓午

　　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峰会即将在美国召开之际(编者：联合国千年发展会议已于9月20日召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来到了中国。

　　在华期间，佐利克收获颇丰，他出席了中国与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合作30周年的庆祝活动，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王歧山等中国领导人。

　　佐利克说，世行将与中国合作，帮助中国在内需主导与出口导向型增长、消费与投资、城乡发展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

　　在结束访华之前，在世行驻中国代表处，佐利克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内的中外媒体的采访。

　　经济复苏需要私营部门参与

　　《中国经营报》：金融危机以后，你如何评价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

　　佐利克：中国对全世界经济增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推出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措施，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很快恢复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新兴市场和其他发达国家从中获益匪浅。

　　中国需要积极面对下一阶段的危机，其中包括信贷快速扩张的挑战。另外，中国在应对全球危机之后，还需要探讨一些长期的经济结构转型问题，这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将予以解决。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政府在经济刺激中发挥的作用？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加强了国企的地位，但是私营部门的作用却被削弱了。

　　佐利克：很多国家为了应对危机，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是很大的。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全球各经济体已经意识到要持续复苏必须要依赖私营部门。在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增加企业的信心，改善环境，使它们参与到经济扩张的过程中。在我和中国的很多部委官员交谈时，他们有同样的看法。举个例子，中国对中小企业和农村金融提供信贷资金的支持很不够。在贵州，我见到了四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想做一些软件开发的事业。现在这四个年轻人雇佣了五十多个员工，他们在我们世行项目的支持下，从银行取得了贷款的支持，尽管这些资金是初级的，只有三个月的贷款。我把这些经历与中国的有关部门的领导们进行了交流，他们都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中国的国企在取得资金支持方面占有有利的地位，一旦国有企业占到优势的地位，就不愿意放弃。但是我认为，对这些方面的改善正在积极地进行。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务实地探讨公共部门的作用。比如在提供公共服务时，私营部门如何发挥作用。中国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这就有可能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进来。

　　《中国经营报》：美国经济会出现二次探底吗？

　　佐利克：我认为美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认为美国经济会出现缓慢的复苏，很遗憾，美国的失业率可能会保持较高的水平。过去几个星期中，我们看到欧洲经济比过去已经有了一些好转，但我们认为欧洲经济的发展仍会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由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新兴市场体发挥了跟过去完全不同的作用，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以合作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

　　《中国经营报》：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你的观点是什么？

　　佐利克：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提高消费，减少储蓄，以及如何推进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为由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这些转变需要一些结构性调整的政策。汇率问题是一个价格信号，因为其反映了一个货币的相对价格，所以如果人民币升值就会发出暗示，加强在以上方面改革和调整的信心。

　　我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观点：人民币升值是合适的。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人民币升值不是一剂万能的良药，真正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美国的经济也存在结构性问题——美国需要提高储蓄，解决赤字和债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国应该相互合作，共同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而且采取任何措施时，应该谨慎，避免对国际经济产生冲击。

　　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再平衡。这种结构失衡不仅仅涉及依靠内需还是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问题，同样还涉及沿海和内陆协调发展的问题，城乡统筹及不同产业结构如何协调的问题。金融危机后中国推行了一系列刺激计划，使得一些经济再平衡的措施有所延误，当然这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推行刺激政策时，政府肯定会依赖一些可以迅速采取措施和产生效果的领域，但我相信中国政府的“十二五”规划会重新关注这些问题。

　　《中国经营报》：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也已达到2.5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世行是否还有必要对中国进行贷款援助？世行从中获得了什么？

　　佐利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对中国的贷款有16亿美元，如果加上国际金融公司的投资，数据可能会更高一些。中国在发展与世行的合作关系上做得非常聪明，这些项目也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我们在中国的项目规模往往不大，中国利用这些项目进行试点，并在全国扩大推广。所以我们合作的关系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知识合作和相互学习，当然世行也从中受益。举个例子，世行对中国的贷款的70%与环境相关，这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的环境，也使全球环境受益。

　　进一步讨论中国与世行的关系，这涉及多边发展机构的核心问题。我们在中国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双方的信任，也有助于中国在其他地区开展合作，比如在非洲国家。

　　我们在贵州参观了一个高铁项目，这个项目正在开挖隧道。而当地政府之所以需要世行参与，就是希望通过世行的经验来加强项目的安全、环境和健康措施，这又是一个经验交流的问题。正是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建设性的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才使我们有机会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这种机会恐怕没有多少机构拥有。

　　有的时候人们往往把问题简单化，认为全球一边是发达国家，一边是贫困国家。但是全球经济格局正发生变化，现在新兴市场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包括他们产生的需求和承担的责任。当然在这些方面，发展中国家有些敏感，他们不愿意在援助上取代发达国家，当然他们也不应该这样。但是他们可以以共赢的方式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关系非常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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