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郝洪

　　频繁出台的限贷、限购、空置房调查等措施，都属于技术性政策一类。既是技术性防范，就难免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技术对决，银行在限贷政策上的阳奉阴违，民众在空置房调查面前的集体不道德都属于此类。

　　上周，北京率先行动，开了全国空置房调查的先河。不过，本意是要理顺空置房这笔“糊涂账”的调查行动，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击战”。有报道说，伴随空置房调查启动的，还有“空房管家”市场——许多房屋中介机构打出来“空房管家”的广告，“管家”可在房主的授权范围内代为打理房屋，包括定期巡查维护房屋设施，代交水、电、供暖及物业管理费等费用。 

　　“空房管家”的出现，不过是我们楼市整顿陷入技术迷局的一个证明。为整治楼市，政府制定了诸多制度，专家大声疾呼，民众殷切期待，但楼市痼疾不见好转。问题究竟在哪里？在于楼市的治理仍然停留在一般技术的层面，缺乏基础制度的支撑和保障。 

　　空置率、高房价以及房产腐败，这种种现象的背后是土地制度、土地政策、财税制度、民间投资政策等等基础性制度问题。早在几年前就有经济学家断言，若不消除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动力，不完善保障房供应，包括更基础层面的财富转移支付的制度改革，楼市不可能健康发展。频繁出台的限贷、限购、空置房调查等措施，都属于技术性政策一类。既是技术性防范，就难免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技术对决。 

　　这不是为不诚信者开脱，当楼市整治在技术性泥淖中深陷得越久，楼市危机的风险就越高。楼市乱象的根本原因并非难寻，但我们总是回避最核心的问题，选择在外围远兜远绕。这些技术性的政策所传递出的，不是对楼市整治的信心，而是不愿触及深层制度改革和不愿触碰现有利益格局的犹豫。 

　　类似的现象其实不只在楼市整治，反腐领域同样要遭遇此类问题。“硕士反腐”“镭钴验贪”等等新潮词汇层出不穷，反腐技术的华丽与高精尖，恰恰映衬了基础制度的苍白。技术层面的推陈出新，无法改变腐败滋生的环境和土壤，只要有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它们总能抽枝散叶。 

　　对于需要从基础制度着手解决的社会发展难题，技术进步始终只是辅助性的手段，只有在基础制度完善的背景下，这些技术性政策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否则，不过是建立在沙盘上的房子，看似完美，其实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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