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宁南

　　8月26日，中央最高层领导亲临深圳特区30周年纪念活动。其意在昭告天下，深圳在新一代中央领导者心中，仍然是改革的“先锋官”和“试验田”。在中国改革推进步履维艰的现实背景下，这是一个表达执政党最高意志的绝佳场合。

　　过去30年，深圳在物质领域取得的成绩炫目无比：增长979倍的GDP、增长5121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6339倍的出口额和已达1.36万美元的人均GDP……但整个国家记住这个曾经小渔村的仍然是“思想解放”、“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杀出一条血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

　　在那段燃情岁月，这座城市也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品牌”——敢于改革的英雄主义情怀。回顾那个辉煌时代所抒发出的城市精神，或许最完整的表达就是1986年5月梁湘离职深圳时引述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令人遗憾的是，国人记住的“改革者深圳”也停滞在了20年前的那个深圳，至多是10年前的深圳。新世纪的深圳已经被打落凡间，与身前的广州和身后的苏州、天津、重庆、武汉、杭州等在GDP竞赛中苦苦厮杀，最多靠着华为、中兴在腮边搽点高新技术的红晕。所谓的改革，已经被戏称为“摇火车”：火车实际没有开，火车只是摇了起来，车里的人感觉在动。在30周年的背景下，深圳制度变革上的速度放慢，动力减弱，渐失当初锋芒毕露、脱颖而出的改革锐气，就格外令人伤感。

　　改革初年，任仲夷、吴南生、梁湘和李灏等深圳改革的推动者们，一是年龄较大、党内资历深、保持着革命家的心态；二是几乎都是仕途最后一站，想干事业，私欲很少。加上当时改革环境一穷二白，所以能够放手一搏，创下开天辟地的大局面。

　　30年过去了，发展市场经济积累了巨大物质财富，坛坛罐罐多了，顾虑多了，胆子小了，人的自利性也就充分释放出来。不少官员把公务员看作谋生手段，在缺乏健全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下，甚至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结果是对一切影响其利益的改革都抱以抵触。

　　以2003年深圳启动的“行政三分”改革为例。借鉴香港，将整个政府分成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职能块”，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种职能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的全新政府架构，是一项非常值得期待的探索。先是在2000年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领衔，以省市联合课题组的形式，在《跨世纪发展的历史使命——深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示范市研究》中，规划了未来十年“深圳市率先实现直选镇长”，甚至“有可能在个别的区实现直选区长”。后又在2008年通过互联网公布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和《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前所未有地提出要将“民主法治建设”置于其他各项改革之首，并规划了在未来三年内“创新人大工作体制和机制”，“探索试行区级人大代表直接竞选制度”，“在党内选举中引进竞争机制，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范围，完善市、区两级党委差额选举制度”，以及“力争在全国率先实行市区党政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等改革设想，可以说是准备提出一整套中国地方性的政治体制综合改革方案。

　　然而，这些方案起起落落，大多缘于政府内部遭到的阻力之大出乎意料，改革被迫一改再改。对于掌握实权的部门和干部来说，改革就要放权，意味着利益的丧失，这是改革最现实的阻力。

　　无论是30年前还是30年后，无论是深圳的改革还是中国的改革，需要的不是循规蹈矩和蝇营狗苟，也不是“不管身后洪水滔天”的食利而肥，更不是自证清白“出淤泥而不染”的钓誉大盗，而是敢于担当历史使命、敢于将自己架在烈火上烤的殉道者。30年前我们有，现在是否还有？

　　本届深圳政府已经决定要把深圳从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建设成现代化国际化的先进城市”。不知道这个方向是转移既得利益视线、化解改革阻力的“暗渡陈仓”，还是淡化深圳的特区功能和改革功能的“金蝉脱壳”，一时尚难判断。但我们希望，无论是深圳特区还是中国，以这次纪念吹响再次打破僵局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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