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副行长胡晓炼接受本刊专访，解读人民币汇率政策走向

　　□ 本刊记者 叶伟强 王烁 霍侃 | 文 牛光 | 摄影

　　7月中旬以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ww.pbc.gov.cn)连续挂出了关于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的系列文章。

　　第一篇出现在7月15日，“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的既定政策”，貌似老生常谈，还没有激发大量反响。一周以后，7月22日，第二篇文章“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三个要点”挂上网站。第三篇文章“汇率体制改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四天后出现在同一位置。等到第四篇文章“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的配合关系”在两天后面世时，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议论、猜测和分析。第五篇文章“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成功实践”终于在7月30日为整个系列文章画上句号时，已经吸引了所有关注人民币政策的中外人士的目光。

　　它们不是各种政府网站上常见的将高官讲话作原文照登，而是中国央行精心的原创之作——最近几年，央行官网时常以第一落点发表央行决策者们的重大政策思考和建言。最近和最有影响的例子，是央行行长周小川2009年3月下旬在央行网站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建议充分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呼吁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此举震动了国际金融体系和各国决策者。

　　此次五篇文章的署名作者，均为央行副行长胡晓炼。

　　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只言片语，在任何时候都是最能撩动市场神经的敏感词。胡晓炼在短短半个月发表了五篇关于中国汇率体制改革的署名文章，引发国内外媒体和市场人士热议。美银美林证券中国经济学家陆挺甚至在7月29日发布题为“Who is Ms. Hu?”的报告，向国际投资者介绍胡晓炼其人及观点。

　　胡晓炼是央行系统内一路成长起来的官员。1984年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至今，在央行工作了26年。前24年，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拾阶而上，先后任政策研究室主任、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和储备管理司司长，2001年3月任外管局副局长，2005年3月底升任局长。

　　2009年7月，胡晓炼卸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一职，成为央行专职副行长，她分管货币政策司和当时正在筹备中的货币政策二司，主管业务涵盖了央行最为核心的业务-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低调，是胡晓炼留给外界的一致印象，很少出席论坛发表演讲，更少接受媒体采访。

　　7月29日上午，刚从外地返京之后，飞赴兰州开央行全国分行长会议之前，胡晓炼接受了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的专访，详细阐述汇改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这是本刊记者第二次采访胡晓炼。上一次是2006年4月，胡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一年之后，谈QDII政策改革。时隔四年再度采访，胡晓炼回答依然简洁、精准而坦率，干练依旧，更有许多亲和力。

　　汇改何时算是达成了？

　　“汇改的目标不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汇率水平，而是要通过改革形成一种机制，使汇率水平能够基本反映市场供给和需求状况，并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财新-《新世纪》：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我们理解，这是在正确方向上的继续，对吧？

　　胡晓炼：可以这么说。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必然选择。这在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明确，现在就是在这个方向上继续。2008年7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应对可能的全球经济衰退，人民币汇率暂时收窄浮动，现在中国经济整体复苏的势头稳固，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还是应该继续，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另外，出口形势也逐步好转，出口绝对量基本上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也是考量因素之一。

　　财新-《新世纪》：怎么理解汇改的起始点？应当从1994年1月1日汇率并轨算起吧？其间是一直走走停停的。

　　胡晓炼：对，1994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正式启动。刚并轨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8.7元/美元，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深化时，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累计升值近5%，为8.3元/美元，说明这几年间人民币汇率一直是浮动的。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放缓了改革进程。当时，中国为防止危机扩散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收窄汇率浮动区间，将汇率稳定在8.28元/美元的水平。亚洲金融危机过去后，面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遭受“9?11”事件后世界经济疲软等新的形势和因素，为减少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波幅收窄了较长一段时间。但这是阶段性的政策，不是一种制度性安排。

　　此后的几年中，随着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基本上部署完毕，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一批大型企业先后在境内外上市，继续汇率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于是从2005年7月21日起，汇率制度进一步完善，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1994年汇改的延续。

　　今年6月19日是汇改的进一步深化。未来，随着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我们将遵循既定政策，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财新-《新世纪》：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是否有具体的步骤和时间表？

　　胡晓炼：汇改没有时间表的问题。因为汇率到什么水平算合理，是个富有争议性的问题，没有明确答案。

　　汇改的目标不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汇率水平，而是要通过改革形成一种机制，使汇率水平能够基本反映市场供给和需求状况，并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财新-《新世纪》：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日波动区间是中间价上下浮动0.5%。有一些市场人士建议扩大日波幅。央行是否有此打算呢？日波幅的调整主要考虑哪些因素？

　　胡晓炼：我觉得现在日波幅0.5%还是比较合适的。从发展方向上看，将来有可能继续扩大，这个可以研究和讨论，但目前还是比较合适的。

　　6月19日进一步推进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单日波幅最大的一天是329个基点，最小是34个基点，平均波幅超过90个基点，已经比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间的平均日波幅70多个基点明显扩大。大家都看到波幅是加大了，这个幅度主要也是由市场决定的。

　　【背景评述】

　　进入2010年，举世瞩目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再次面临抉择。在一揽子刺激政策之下，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恢复到9.1%，2010年上半年更是超过10%，出口也开始出现大幅度正增长，危机时期人民币实际盯住美元的政策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

　　3月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的表态，传递出人民币汇率政策将正常化的信号。他说，危机时的非常规政策“迟早有一个退出的问题”。

　　此后，市场形成一致预期，人民币汇率政策正常化只待良机。

　　人们期待的第一个时间窗口是4月中旬之前，因为美国财政部将在4月15日向国会提交对其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评估报告，而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参加4月1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

　　美国财政部推迟发布汇率评估报告后，又有市场人士认为第二个时间窗口是5月中旬，中国有可能在5月24日至25日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采取行动。

　　事后证明，大众瞩目之际往往不是最好的时机。就在人们几个月的热切期待逐渐转淡之际，央行在6月19日的傍晚发布了进一步推进汇改的决定。

　　比之2005年的汇改，这一次的决定特显稳健，没有进行汇率的一次性重估，也没有扩大日波动区间。然而，政策出台后一个多月，尤其是第一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宕起伏的走势，似乎已彰显出差异。2005年7月汇改开始至2008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几乎持续单边升值。

　　此次，央行对多边汇率和双向波动的强调，发送出颇为强烈的信号，人民币汇率预计将走出不同于金融危机之前的轨迹，因为全球和中国经济基本面，以及货币供求关系已悄然生变。

　　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次是回归和延续，也是新起点。未来，赋予人民币汇率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更加重视市场的力量，是贸易和投资币种多元化的内在需求，亦可避免授人以口实。

　　如何判断汇率水平是否合理？

　　“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供求关系反映比较充分，因此通过经常项目分析外汇市场供求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

　　财新-《新世纪》：2005年7月开始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一直强调以一篮子货币作为汇率调节的参照系。但是外界对于“货币篮子”仍存较多疑问，人民银行是如何确定“货币篮子”的币种和权重的？

　　胡晓炼：货币篮子的确定，有的国家或机构考虑的因素比较单一，例如国际清算银行，就是考虑贸易权重，因为汇率浮动主要是应该基于实体经济面的供求，因而认为经常项目是最能反映实体经济面的，而在经常项目中，贸易是最有代表性的，所以一篮子货币选择中，首先看贸易。

　　我们认为，有效汇率篮子中的货币应该多元化，以体现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在计算权重时，主要根据经常项目收支的情况，并结合资本项目收支和本国经济主体跨境收支的币种结构，选取与本国经济来往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以及经济交往中使用频繁的货币作为篮子货币。

　　财新-《新世纪》：目前，社会上，人们关注更多的仍然是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的变化。

　　胡晓炼：这既有长期形成的习惯问题，也有在会计、统计等方面使用美元较多的因素。这意味着中国在不断扩大全方位开放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汇率形成机制时，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未来可尝试定期公布名义有效汇率，引导公众改变主要关注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有效汇率水平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和调控的参考。

　　财新-《新世纪》：作为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名义有效汇率是比实际有效汇率更好的选择吗？

　　胡晓炼：理论上来看，最能代表贸易品国际比价的指标是实际有效汇率，它既反映了美元和其他国际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的变化，也经过了对各国通货膨胀差异的调整。

　　但实际操作中，还是未包括通胀差异调整的名义有效汇率更为常用。这是因为，实际有效汇率的调整指数，即不同国家可比物价指标很难确定。国际上一般选用CPI，但是经济学界认为CPI中包含很多不可贸易品，不一定合适。其他替代指标有PPI、GDP平减指数、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等，接受程度都不太高。

　　而且，计算实际有效汇率存在时间滞后和数据可得性的约束。与汇率数据容易获得且实时更新相比，CPI和PPI的数据一般要滞后一个月，GDP平减指数至少滞后一个季度，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滞后更多，而且不同国家的统计口径差别较大，一些国家可能没有可比的数据。

　　财新-《新世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如何判断某一汇率水平是否体现了市场供求平衡呢？

　　胡晓炼：在分析汇率问题时，市场供求大体平衡就是要实现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国际收支中既包括经常项目也包括资本项目，资本项目具有跨周期投资的特点，难免掺杂投机性活动。国际经验表明，以资本项目来衡量汇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代表性不强，直接反映实体经济活动的经常项目更具代表性。外汇储备也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重要项目，外汇储备牵涉到跨周期积累问题，如果外汇储备不足，在某些阶段可以通过比较明显的顺差来补充。但中长期看，经常项目平衡还是最有利于资源配置和国民福利。

　　财新-《新世纪》：你的意思是说，衡量国际收支大体平衡与否，主要看经常项目平衡，对吧？具体该如何以经常项目的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呢？

　　胡晓炼：对。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指标是经常项目差额与GDP之比。如果一国中期内经常项目差额超过均衡值，其汇率就被认为存在低估，反之则为高估；经常项目差额超过或低于均衡值越多，汇率低估或高估程度越高。

　　当然，汇率和经常项目差额之间不一定是这么简单的对应关系，因为影响国际间经贸往来的还有资源禀赋、产业分工、消费习惯等一系列更为基础的因素。不过，2007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际收支顺差的比重一直在75%以上，而且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供求关系反映比较充分，因此通过经常项目分析外汇市场供求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

　　实际分析中，由于经常项目中还包括收益，而收益和资本项目相关，所以在分析经常项目差额时，一般不考虑收益，而是直接分析贸易收支状况。鉴于数据的滞后，从数据的可获得性看，用海关口径的贸易收支更加直接和实际。

　　【背景评述】

　　对人民币在何种程度上被低估的测算可谓众说纷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评估成员国汇率最主要是用宏观经济均衡法(Macroeconomic Balance, MB)，核心概念就是经常项目差额与GDP之比的均衡值。7月27日，IMF宣布，已经完成对中国的第四条款磋商(Article IV)，在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的问题上，IMF执董们意见分歧明显，部分执行董事认为中国汇率被低估，另外一些执董认为评估中对经常项目盈余的预测存在不确定性。不过，共识是，IMF认为，人民币在长期内升值将有助于经济由出口和投资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的转变。

　　实践中，胡晓炼倾向于简化地通过贸易收支情况来看汇率水平是否体现了市场供求平衡，把汇率向着经常项目平衡的目标调整。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更大，在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时，汇率可以在市场供求的作用下或涨或跌，灵活双向变化。今年3月，在顺差持续收缩后，中国出现贸易逆差，一定程度上暂缓了4月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以何为锚是关键。

　　美元是合适的选择吗？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反问，当今美元自己尚无可靠之锚，怎么有资格充当人民币之锚呢？脱开黄金之锚后，美元“以央行货币政策为锚”，完全依赖操控印钞机的货币当局维系币值稳定。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蔓延之后，美联储采取数量宽松政策，用“直升机撒钱”，美元指数跌宕起伏，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建议渐多。

　　其实，2005年7月汇改以来，参考一篮子货币一直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应有之义，但实际操作中还是受美元影响更大。从2005年7月启动汇改至2008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21%。但从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有效汇率数据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仅升值7.43%，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0.6%。

　　对美元单边升值的规律性，给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极好机会。汇改三年间，伴随着持续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一直困扰中国的热钱涌入。如果能够做实参考一篮子货币，将打破人民币对美元单边升值的预期，缓解国际资本流入。

　　胡晓炼特别强调要关注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效汇率，或将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入新阶段。

　　目前，关于中国货币篮子的结构，最权威的解释是，2005年8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上海总部揭牌仪式上介绍，综合考虑在中国对外贸易、外债、外商直接投资等外经贸活动中占较大比重的主要国家、地区的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并赋予相应权重。

　　美国、欧元区、日本、韩国等目前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自然会成为主要的篮子货币”；此外，新加坡、英国、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泰国、加拿大等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比重也较大，“这些国家的货币人民币汇率也是很重要的。”周小川说。

　　此后，货币篮子是否经过调整不得而知。随着各主要货币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关系的变化，货币篮子理应作出调整。例如，欧盟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由于在中国贸易中比重的提高，印度、巴西、印尼和菲律宾等国货币应该加入篮子。

　　中国自己公布名义有效汇率是不错的选择，胡晓炼说将做此尝试，值得期待。

　　企业如何应对汇率变动？

　　“事后看，之前大家对改革的副作用估计得比较严重，对企业的灵活应变能力则估计不足”

　　财新-《新世纪》：从2005年7月的汇改之前到现在，社会上一直有很多人担心汇率升值和波动对出口企业形成难以承受的冲击。从这些年汇改的实际情况看，企业的适应能力怎样？

　　胡晓炼：从汇改以来我国贸易发展实际情况看，即使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退税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众多不利因素下，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各项指标仍稳中趋升，承受力总体增强。出口未受到实质影响。2006年-2008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3.4%，进口年均增长19.7%，是外贸发展的黄金时期。

　　事后看，之前大家对改革的副作用估计得比较严重，对企业的灵活应变能力则估计不足。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环境洗礼，我国大多数企业已初具适应市场变化而自我调整的机制和能力。

　　对外贸行业而言，在汇率的变动过程中，必然有企业获益、有企业受损，还有企业在一部分业务中获益、而另外一部分业务受损。对汇率变化整体影响的评估不应重点放在单个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而应着眼于整个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变化。某个企业承受力很差，往往说明这个企业在结构优化中首先面临调整。对汇率浮动承受力最差的部分，应当从加强社会保障、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适应性等方面予以关注和帮助。

　　财新-《新世纪》：对于汇率的变动，企业主要有哪些应对策略呢？

　　胡晓炼：企业应对汇率变化的财务管理方法越来越灵活多样。出口企业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加大产品创新增加盈利空间；还可以通过提高出口价格将汇率升值的成本转嫁出去，有很多企业跟外方客户去要价，基本都能谈下来，因为企业出口的价格和产品在海外市场销售的价格差别实在太大。此外，兼营进口业务的企业还可以享受到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减少进口成本的好处，兼营内销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增加内销比例摊薄汇兑损失。

　　财新-《新世纪》：汇率浮动的目标是实现经常项目平衡，但不可避免也会对资本项目带来影响，例如国际资本流入，是过去几年的一大困扰。

　　胡晓炼：所以要针对性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加强对冲的准备，严格控制外债规模，限制外债结汇，加大对非法外汇资金的查处力度。从泰国等国的经验和教训看，私营部门、企业或者其他部门借外债并结汇，是资本流入的一个重要渠道。

　　在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限制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临时性管理措施，最近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就强化了外汇管理措施。

　　【背景评述】

　　汇率趋向经常项目平衡的动态调整过程，将减少贸易不平衡以及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优化资源在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配置，这将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福利。

　　不过，也应该认识到，汇率波动传导至实体经济，变成实体经济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最终带来结构性的变化，是长期效应，不可能有立竿见影之效。

　　相比而言，汇改对外贸行业的冲击则是直接而明显的。这也正是改革的重要阻力。但是，从改革实践的结果看，现实情况远比原来想象的乐观。

　　在2005年汇改以来，中国在2005年-2008年期间出口每年是以超过20%的幅度在增长。就是说，汇率调整并没有影响出口，出口反而大幅度增长，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中国产品的增加值，在这一期间都发生了。

　　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外贸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已初具适应市场变化而自我调整的机制和能力，其风险承受力继续增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再适宜用类似计划经济固化各项外部条件的办法去帮助企业。

　　企业无风险长期订单下降、订单期限趋短是当前全球化特点之一，全球各类企业都在适应市场(如需求、投入品和产出品价格与渠道、汇率、套期保值价格、保险价格等)的不断变化，并利用IT技术(如低库存、零库存、缩短工期、外包等)和金融手段来适应快速变化，管理风险。中国企业必须适应这种环境。

　　总而言之，评估汇率变化的影响应考察大多数行业和企业。行业和企业都在市场环境下不断有创新、发展，也会有落后和淘汰。评估改革的重点应该是贸易整体状况和发展质量的提高。

　　价格改革良性互动

　　“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得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造成的压力就会减轻”

　　财新-《新世纪》：今年“富士康事件”后，国内劳动力价格显著上升，已成定局。与此同时，这些年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一直在上升，生产发展的环境成本也在抬升。这些要素价格的变化，与汇率改革是什么关系？

　　胡晓炼：两者都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能源资源价格改革，显然是中国改革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而且是下一步改革的核心，是难点也是关键点。能源资源价格不理顺，市场化改革就谈不上完成。

　　在实施过程中，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则既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得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造成的压力就会减轻。这就是替代性。

　　财新-《新世纪》：如果资源进口价格在上升时，国内的改革也提高价格，这就涉及到通胀的承受能力到底怎么样。很多时候，改革下不了决心，就是因为通胀承受能力不行，担心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这时候，汇率改革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对吧？在劳动工资问题上也可以这样操作？

　　胡晓炼：对，可以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的具体状况，对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变动进行合理组合，可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在适度调整劳动工资的同时，人民币汇率浮动，就比单纯大幅提高劳动工资更平稳，也有助于保障工资水平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率的提高相匹配。

　　特别是在面临物价上涨压力情况下，如果汇率不动而任工资物价过快上涨，将强化通胀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不确定性，并使普通劳动者面临更大的通胀风险。如果国内资源要素价格提升，而汇率浮动(特别是汇率升值)导致进口商品的价格是下降的，这样一正一反抵消，国内要素价格改革的空间就更大了。

　　财新-《新世纪》：一正一反抵消，还是替代性。汇率机制改革与要素价格改革的互补性怎么体现呢？

　　胡晓炼：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在频率、灵活性、作用机制、影响范围等方面都是不一样的。广义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调整，有明显的通胀效应和分配效应，需要与其他政策配套综合进行，所以，频繁操作的难度也比较大，一般只能作阶段性调整。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人民币汇率可升可贬，根据经济形势和国际收支状况灵活动态变化，这就是互补性的一种体现。

　　财新-《新世纪》：两者的灵活程度也不一样吧？

　　胡晓炼：对呀，生产要素价格有一定的刚性，无论劳动工资，能源资源还是环保费用，长期调整趋势是单向的，往上走，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下，汇率有比较大的弹性，可涨可跌，双向变化，就看经常项目是顺差还是逆差了，其市场供求的作用是双向的。

　　财新-《新世纪》：两项改革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呢？可以说，一个比较宏观，一个比较微观。

　　胡晓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是不一样的。要素价格调整，会在价格体系内部对各类比价关系形成影响，侧重在微观层面发挥基础性作用。汇率浮动则指向价格总水平，会改变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比价关系；汇率升值则会使资源更多地从贸易品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可以促进服务业发展，也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财新-《新世纪》：另外，两者对企业、对通胀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企业是喜忧参半，出口企业会受冲击，但大量进口国外原材料、半成品且面向内需的企业，则可显著受益。要素价格调整就不然了……

　　胡晓炼：是，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和环保成本上涨，对企业整体都会有影响。加快技术革新、提高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可以消化部分要素价格上涨的负担，但整体上影响面是广泛的，传导链也比较长。

　　两项改革对通胀的影响也不同。如果因为市场供求作用，人民币汇率有所升值，一是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了，二是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减了，显然可以减少通胀压力，而生产要素价格上调则相反，会直接增加通胀压力。

　　财新-《新世纪》：这非常重要。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最需要的就是低通胀环境，否则改革推进不下去。

　　胡晓炼：对，这就需要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货币政策操作在制订通胀区间时，已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预留了空间。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调整顺利推进，也会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为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因为这种调整，最终会改变粗放性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应变力和承受力。

　　所以，汇率机制改革和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补配合的。积极推进这两项关键性改革，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关乎我们最关心的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背景评述】

　　要素价格改革面临什么障碍？最大的担忧是通胀。由于长期被人为压低，未来要素价格的趋势肯定是上涨，这将成为推高物价的力量。所以，多年来，每一项要素价格改革都希望等到低通胀的时间窗口。燃油税费改革就是最好的例证，酝酿了十几年，最终才在2008年11月26日通过方案，当时正值金融危机之下CPI和PPI一路走低之际。

　　年初，国务院确定了进行资源税费和水电等公共品价格改革的方向。但今年却面临较为复杂的通胀形势。政府工作报告确定2010年的CPI同比增长目标为3%，并称这一目标为管理通胀预期及资源税费改革预留了空间。但很多人担心，经历了2009年货币信贷投放的爆炸式增长后，过多的流动性迟早会体现为通胀压力。

　　下半年，资源税费、工资和水电气等公共品价格改革是新涨价因素。在天平的另一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进口产品价格下跌，则将一定程度上缓解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平抑物价上涨。

　　毫无疑问，要素价格和汇率机制改革的作用叠加，会对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的盈利带来压力。然而，这正是指向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毕竟，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不能永远依赖低工资、高耗能和低汇率。汇率改革和要素价格改革配合推进，形成灵活的政策组合，能够避免要素价格刚性的弊端，尽可能平滑对企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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