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中国面临经济转型的迷局与尴尬，人口问题积重难返，老龄化已经越发严重；政策调整的同时，要面对的现实情况是，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内，劳力进入衰退期，对此势必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影响；香港名笔林行止今日在《信报》撰文对此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以下是其文章全文：

　　一、

　　虽然老是谦称仍属新兴国家，但中国经济盛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足“左右大局”。六月中国出口额再缔佳绩，比一年前增百分之四十四(达一千三百七十亿美元，是月美国本土消费三千六百零二十亿，比五月跌百分之零点五)，说明进口市场对中国货需求仍殷，有此“成绩”，皆因美欧诸中国货重要买家的经济不差，其能大量进口，意味消费者尽情购物习性未改，显示环球经济快将进入新一轮衰退之说，不攻自破。这数天来，西方主要股市升个不亦乐乎的众多原因中，“双底衰退”无踪无影为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国出口去势凌厉，人民币汇价偏低又成“罪行”，但中国坚持货币政策独立自主的国策，以不断增购这些海外市场的“土产”(如波音飞机)为后盾，令经常摆出人民币汇价必须升值不然会片面对中国进口货课以重税姿态的美国，只好自找落台阶，不再那么理不直而气壮；克鲁明之辈亦偃旗息鼓，暂不重提此事。

　　今年六月中国的进口增长略为倒退，从五月增百分之四十八点三，跌至六月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一；增长稍缓的原因，可能与收缩多项资本性投资有关，亦可能因为物业发展受制于中央政策令楼宇动工数量减少的影响。这种发展趋势十分正常，因为此是当局为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必要手段，可是，这点轻微的“微调”，已令“波罗的海乾货运费指数”下跌(当然投入服务的新船吨位突增的影响亦不容抹煞……)。

　　中国的综合经济力强大，其兴衰升沉对世界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已是经济大国，是谁亦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二、

　　离港期间，有读者来问何以笔者对中国劳工供应看法不一，前言不对后语；言简意难明，只有翻查旧文，终有所得。原来三月二十九日谈内地调升最低工资及“路易斯转折(捩)点”，指“中国已失或将失劳工密集行业的优势”；但六月一日论“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则得“劳工集约尚未可弃”的结论。工人供不应求，才会失去劳工密集行业的优势，在此情形下，“尚未可弃”岂非一句毫无所本的空话。

　　事实上是，经过天翻地覆经济大跃进，加上一孩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性失衡，长期以来予人以人口众多劳动力无限量供应的中国，已有工人短缺的“危机”。十二日《纽约时报》一篇发自中山的特稿，其题便是〈中国工厂千方百计吸引劳工〉……。

　　发展经济学清楚展示，农业经济升级为工业经济后，每个经济产能单元所需投入的劳工较少。这即是说，在农业社会，农民辛劳工作的“经济成果”逊于工业工人的生产力远甚；但当工业在经济中的角色渐次为服务行业取代时，每个经济产能单元所需投入的劳动力又相应提高。这方面的情况，亲身经历经济转型的港人均清楚了解。机器可以制造盈千上万的有形货品，服务顾客，不论哪一行业，不能以机器代劳，在在需要大量人手。中国经济结构近年已起巨变，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第二产业”(工业，secondary industry)在经济中的比重早于一九九四年见顶，是为百分之六十七点九，至二○○九年，其比重已跌至百分之四十六点八；同期“第三产业”(tertiary industry，即服务行业)则从占经济比重百分之二十五点五，提升至百分之四十二点六。在全力促进内需鼓励人民消费之下，服务行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稳步上升，势所必然，那意味其雇用员工数额大幅增加。非常明显，在尚未有引进外劳政策(或条件)之下(如经济持续高速向前，中国很快便需要引入东南亚及南亚的外劳！)，就雇用员工而言，服务行业之得是工业之失。

　　据莫尼塔(北京)投资发展公司(CEBM)月前发表的研究报告，二○○九年中国服务行业要用一点八名雇员才能生产值十万元(人民币。下同)的(无形)产物，但制造值十万元的工业(有形)产品只须用一点四名雇员；这意味“第三产业”多用零点四名雇员才能提供和工业产物等值的服务。莫尼塔因此推断服务行业所占经济比重增百分之一，等于创造一百万个就业单位。一如上述，在现行经济结构下，服务行业的工人只能来自工业，在服务行业高速成长的现在，工业工人供不应求，理所当然！在这种情形下，工厂大幅提高工人薪津，绝非资本家“良心发现”，而是非如此无法招聘足额的工人。

　　莫尼塔的报告还指出，中国二○○三年已出现结构性劳工短缺，其中尤以“初中(九年教育)程度以下”工人不足情况较明显；不过，有大专程度的劳动力则仍供过于求……。该公司因此断言，如果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不变，至二○一二年劳工密集行业会面对重大—非大幅提高薪津请不到工人—困难。

　　人口老化是形成内地劳工不足的另一项重要因素。○八年上海六十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一点六、○九年江苏的同类数据为百分之十六点八，这些数字的严重性，惟有与人口老化问题早已“轰动全球”的日本相比—○八年日本六十五岁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十二点一。显而易见，中国如何面对人口老化问题，已是当务之急。日本工业高度自动化机械化及普遍在海外设厂，令人口老化带来的劳工不足问题得以纾解，但人口老化令年青一代经济负担日重的困境，仅此一端，已令社会前景蒙上阴影，亦令世人看淡日本经济前景。中国的情况远较严重，生于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孩政策婴儿”，现今已进入生儿育女全盛时期，他们上有四老而下有“一孩”要照顾，而此“一孩”上有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四老”(“四老”只有“一孙”，因此极易被宠坏)，在缺乏周全社会福利制度之下，“一孩政策婴儿”的经济(及精神)负担特别重……。为人民解决这种“社会压力”是民选政府的责任，何况把人民的生老病死责任揽上身的专政政府。为控制人口增长而行“一孩政策”，有其必要，但由于经济成功发展、增长迅速，“没有兄弟姐妹的社会”(张五常教授语)带来的劳工不足及人数有限的有工作能力的人要供养愈来愈多的老年人引起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已是北京政府急须解决的棘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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