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各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不少企业也将一线工人的工资上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劳资矛盾彻底缓解，事实上，在没有寻找到一条能够维护自己薪酬权益的道路之前，一些劳动者仍将面临着“被低工资”的风险。

　　北京市政协日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近5年来，北京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但工资分配不合理，一线职工收入“增长缓慢，长期偏低”，四成受访者的月工资不足2000元，12.8%的职工5年来未涨过工资。与此同时，被调研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岗位，且增长速度较快，其2009年的工资水平比2008年增长25%，高管人员与生产服务人员收入差距，由2007年的4.37倍，扩大到2009年的5.78倍。

　　一个是5年未见工资增长，一个是1年工资增长率达25%，企业普通劳动者和高管之间收入悬殊，令人惊异。看来，企业并非没有涨工资的空间，而是这个空间可能被少数人占据了。

　　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应该谁来做主？

　　市场经济下，当然是市场说了算。但是，企业是不是随行就市，这就需要有人来监督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普通劳动者是有权监督企业是否按市场规则行事的，他们可以通过工会，或是其他劳工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信息透明，沟通渠道畅通，工会很容易判断，工人待遇是否随着企业利润的增长而增长。

　　针对企业一线工人收入低、企业内部分配悬殊的现状，北京市政协开出三味药。其一是，将工资与领导考核挂钩，制定以提高低收入职工收入水平为目标的工资增长计划；二是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加大地方有关工资的立法力度，为建立和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供法律保障；三是建立最低工资标准与消费价格指数联动的调整机制。

　　笔者以为，上述三条恐怕并不能彻底解决普通劳动者“被低工资”的现状。将涨工资与领导考核挂钩，不过是寄希望于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来影响企业的决策，这本身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工资集体协商制的前提则是普通劳动者有协商的权利和通道。说到底，普通劳动者必须有一定话语权和监督权。

　　事实上，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给予普通劳动者以话语权，这并不是近年提出的新概念，也不是无法可依——工会组织在我国由来已久，据报道，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工会会员总人数达到2.26亿人；1992年，新《工会法》还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会，可以代表职工与单位签订集体合同。但是，真正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并不多。为什么？因为工会作用发挥不充分，普通劳动者的话语权和监督权形同虚设。

　　今年春天以来企业员工要求加薪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维权意识提高。这些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劳动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为贫穷所困扰，他们生活在城市边缘，但他们的视野绝不只局限于自己日夜忙碌的生产流水线，从租借小屋粗陋的窗户看出去，他们能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同样，公正与平等的诉求也在心中渐渐滋长。而社会迫切需要建立起更理性的平台，来帮助他们获得应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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