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晓波

　　如果在一个重大的“世界的时间”到来的时候，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应该警惕地寻找自己的方位，去判断自己到底是身处其中，还是置身事外。

　　前日参观上海世博会，行走在浦西展区时，突然望见一片矮平的老工厂车间。这片建筑物在时尚张扬的会馆之中显得非常的平凡和不起眼。然而，正是在这里，我发现了“世界的时间”。

　　这是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发明的一个历史概念。按他的观点，我们如果将时间划分为各种各样的时段，并使之条理化，将能够推导出一种世界规模的经验时间，它不是人类历史的总和，但却是人类进步的一种逻辑性体现。

　　我眼前的这群建筑物是江南造船总厂的旧址，此厂创建于1865年，旧名“江南制造总局”。它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开展洋务运动的标志性工程，为晚清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当李鸿章等人在黄浦江边筹建江南制造总局之时，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其时，美国的南北战争刚刚结束，一个“新大陆”将在北美崛起；西乡隆盛在鹿儿岛筹划北上擒王，日本即将拉开明治维新的序幕；普鲁士的“铁血首相”俾斯麦雄心勃勃地要统一德国；英国的经济学家们为建立金本位制度在进行最后的论证和说服工作。

　　也就是说，那是全球现代化和世界秩序重建的关键时刻，而中国似乎并没有被甩得很远。接着，我们就可以用“准历史学家”询问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中国洋务运动失败了，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及德国的经济崛起却成功了？

　　回到眼前的2010年，英国和日本已经完成了各自的辉煌时光，德国成为新欧洲的经济中心，美国的全球霸权似乎仍然没有终结的迹象。而历经百劫的中国，又回到了舞台中心，上海世界博览会似乎是一个新的“世界的时间”。

　　这种的大跨度回望，是让人感慨万分的。按照布罗代尔的观察，“世界的时间”不可能渗透到历史的每一个角落，在一张简化了的世界地图上，很多地点是无声无息的空白。如果把中国当成一个单独的大陆，我们不妨画四条线，东边是整个太平洋西海岸，北边是长城，西边是沙漠与喜马拉雅山脉，南边是从海南岛到广西的热带丛林，这样，中国就被“设定”在一个四边形里。我们会发现，在两千年的漫长时间段中，在这四边形中，唯有边缘地带真正按“世界的时间”生活，接受世界的贸易和节奏。

　　换而言之，如果在一个重大的“世界的时间”到来的时候，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应该警惕地寻找自己的方位，去判断自己到底是身处其中，还是置身事外。

　　那么，当世博会在上海举办的今日，“世界的时间”正滴滴答答地走向何方？

　　就产业经济而言，最重要的事件是环保产业的隆隆兴起，各种新技术和新能源的发明、运用将让企业竞争力被彻底重构；此外，互联网革命仍然在激烈地变革之中，特别是电子商务的日渐成熟将更深刻地改变商业运行的规律，在一个新的、基础于云计算的平台上，国家经济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都可能被重新评估。

　　就地缘经济而言，欧盟的经验为全球各地缘区的利益和秩序重构提出了新的思路，在亚洲地区，即将进入实质性运转的东协组织很可能会产生前所未见的格局。

　　就政治文明而言，人类对民主和自由的思考显然也进入到了新的层面，历史并没有如福山所预料的那样轻易地“终结”，而熊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所提出的“菁英竞争式民主理论”看来也已经破产，政治家的平民化让公共事务不再与普通民众无关。

　　这都是一些“世界的时间”，在这些领域中，中国处在怎样的地位和呈现怎样的状态，将决定这个国家在未来的命运。

　　当我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说实话，我有特别的焦虑和无力感。在世界历史的宏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商业和公民社会的衍变，是一件十分有趣而具挑战性的工作。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是两个各自有着轴心的车轮，它们偶尔有交集，但紧接着就以激烈的方式相互排斥，它们对彼此的好奇都被蒙上了神秘的气息。

　　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你没有与时俱进，那么，即便身处在一个伟大的“世界的时间”里，你仍然可能只是一个“无声无息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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