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追求GDP为己任的地方官员突然转向，开始大力追求民生，这是何道理？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想必陕西的吴起、神木两县的地方官也概莫能外。那我们在高唱民生赞歌的同时，似乎也应该冷静分析一下民生这个热点问题。

　　首先，政府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肯定对当地民众有利。这个不必细说，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政府加大民生投入，民众获得更多、更高标准的福利待遇，那是“报复性”上涨。所谓“报复性”上涨，是相对于长期以来政府对于本地居民社会保障的欠账来讲的。欠账，主要是因为各项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挤占了民生资金。目前多个地区开始响应中央号召，加大民生投入，提高本地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其次，对当地政府的官员有利。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讲，加大民生投入不是创新，是补缺。换句话说，是对之前错误的纠正。另一方面，从政绩评价标准上讲，中央在推动官员绩效评估标准的转变，即用综合评价标准代替过于单一的经济指标。地方官员以敏感的政治觉悟和高效的公共政策回应了这种转变。对于上述两点，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也不能无原则地一概予以肯定，还要深究其中的制度原因。

　　制度原因的关键在于，追求GDP和追求民生，这两者是基于同样的制度逻辑。它们恰如两生花——— 开自同一个枝杈(制度)。如果现在我们认为，过度追求 G D P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有理由对高调追求民生持审慎态度。追求G D P的政绩观，其背后是建设财政的理念，即政府财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重心。追求民生的政绩观，其背后是民生财政的理念，即政府财政是以加大民生投入为重心之一，向民生倾斜。但二者有本质区别吗？根本没有。首先，都是以政府为主导，以政府关注为主要目标。居民当然一直在关注民生问题，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政府官员的目标和政策偏好。其次，民生财政和建设财政一样，都是非程序性的，决策过程、投入方向和比例，还是政府首长说了算。再次，都会造成政府巨额支出和民众的加税负担。民生和建设一样，都需要巨额财税支撑，这种只能通过税收来解决，加税成为必然。再次，都是“有困难，找政府”的整体主义逻辑，立法机关还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民众也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甚至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连基本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都没有。这就是基本的制度逻辑。但制度并没有丝毫创新，改变的只是表象。

　　因此，地方政府的民生趋向和追求G D P是一个道理，其制度逻辑，执行人、执行方式完全一样，不同的仅仅是具体的指标。这样的民生导向，是与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有很大距离的，它会不会和G D P一样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说得不好听一点，民生导向只是G D P导向第二。正如神木县委书记算的账：“花了 1.5个亿，把老百姓看病的问题解决了，老百姓爆发出来生产的热情，这种生产的积极性，这种巨大的社会合力推动了神木的发展”；他还说要算经济账的话，政府实际赚了一大笔钱，“民生建设，如果搞得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去运行和推进，也是一个高回报的投资”。 □齐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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