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

　　6月26日上午，武汉市召开“贷款建设城市道路桥梁隧道车辆通行收费标准听证会”，19名听证代表就备受武汉市民关注的“六桥一隧一路”ETC收费方案进行了讨论。这是场涨价听证，然而，听证会上却只有一名代表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余18名代表均表示同意或“原则同意”。(《广州日报》6月26日)

　　这场听证会的奇怪之处在于，19名参会代表中有8名消费者代表和两名经营者、利益相关方，结果却只有1名职业为律师的消费者代表对改革方案表示反对。尽管这引起了质疑——“代表们明明都是利益受损者，为何都投赞成票？简直不可理喻”，但是，“1人反对”的怪象，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张家界风景区调价听证会上，24名听证代表中居然23名支持涨价，仅1名代表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据网络媒体调查显示，在此问题上，95%的网民不同意涨价。如此种种，在笔者看来了，与价格听证代表的择选机制不健全密切相关。

　　我国的听证制度只是泛泛规定了代表的身份构成，没有具体说明各方代表，尤其是消费者代表的遴选标准。政府部门完全可能凭自身好恶选择听证代表，而代表的议政能力反而退居次位。可以说，由此产生的听证代表，本身就是对听证民主性、公开性的扭曲，听证制度的民主性、公正性、公开性、代表的代表性都因此被打了折扣。

　　“武汉修桥欠债欲大涨过桥费 听证会仅一名代表反对”是一个缩影。现实中，无论是国家有关部委举办的听证会，还是地方举办的听证会，各方代表及其内部组成人员的数量、结构完全由举办者决定，影响了各利益群体在听证中话语权的平等行使，使价格制定者完全有可能通过合法途径侵害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当下的价格听证会，代表们往往对定价方案表现出高度一致的“理解和支持”，代表们也被戏称为听话代表和哑巴代表，致使价格听证会犹如一场场精心组织的彩排——“听涨会”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吧。

　　价格听证在实践中几乎成为新一轮形式主义的代名词。“武汉修桥欠债欲大涨过桥费 听证会仅一名代表反对”是异化的最新例证，但是，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价格听证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与人们对其美好的价值期望之间形成了落差，人们都在发出同样的疑问：听证会怎么了？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听证会？

　　与权力部门把听证当成一种涨价的彩排游戏的同时，我们发现，普通民众甚至听证会代表对价格听证会的热情与日俱减。一项来自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听证会的价值正在广州市市民的心目中滑落，认为听证会对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没有作用、作用不大和是形式主义的受访者三项合计竟有62.5%，其中15.5%的人认为是形式主义或听令的摆设。而一份对北京市1998—2000年间四次价格听证会应到代表和实到代表的比例统计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到代表的数量和比例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甚至一度下滑到53.3%。也就是说，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正因为失去民众的信任而日益蜕变为一种法治的摆设。正是由于听证对价格决策机关缺乏拘束力，价格听证会往往被民间戏称为涨价听证会，这反过来又极大地挫伤了听证会代表发表意见的积极性。

　　应看到，“武汉修桥欠债欲大涨过桥费 听证会仅一名代表反对”受到质疑的背后，是公众对听证会异化现象的抗议，也是听证制度形象降低和公信力消退的明证。价格听证制度可以被视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一个微缩舞台。正是基于这一观察，笔者认为，探寻价格听证制度在当下我国摆脱困境的可能出路进而防止其蜕变为某些利益集团操纵民意的工具，应当是社会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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