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

　　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收入过多，则必然意味着企业与民众那头的部分相对过少，对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调结构、促转型的关键期，若社会财富不能藏富于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就成了无源之水，最终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邓海建

　　8万亿元！这很可能是2010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额。而一旦实现了这个数字，中国将紧随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就在全球发达国家财政收入1%左右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中国今年前五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速达到30.8%。“下半年保证10%的增速应该没问题。”国税总局一位官员表示。

　　八万亿元财政收入、世界第二的财政收入经济体，这些数字的确振奋人心。然而，比之于GDP保八的增长目标、“22年间劳动报酬占GDP比例下降近20个百分点”等事实，财政收入近乎四倍于GDP增速的增长态势，不说让人心生不爽，起码也是喜忧参半。 

　　理论上说，财政收入多了，国家宏调能力必然增强，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利于增益民生。但问题是，如果财政收入过多，也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麻烦：譬如会给财政支出带来压力，进而为经济总量失衡埋下隐患。更为重要的是，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收入过多，则必然意味着企业与民众那头的部分相对过少，对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调结构、促转型的关键期，若社会财富不能藏富于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就成了无源之水，最终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八万亿元财政收入尽管是个预估，但这个数字与近年来过高的财政收入比是相称的。事实上，政府财政收入增速高于、甚至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常态：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达11.7%，而GDP增速为8.7%，这已经是差距很小的年份了。此前，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9%左右，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分别为20.4%、25.7%、20%、21.9%、31.4%。 

　　财政收入增长超过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以及高过国民收入增长，可以说是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那么，眼下而言，我们就需要在看到财政成就的同时，及时扭转过高的局面，为过热的财政增速降温———就此而言，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破题的不二之选。 

　　每每谈及财政收入过高的增速，相关部门的说法无非是“加强征管”、“累进税率制”、“价格因素”等，但实际上，我们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财政收入过快增长显然是资本所得过高的“副产品”。因为财政的大头是税收，投资与产出形成的税收，成了垒高财政收入的主体。财政增速如此之快，而且是在居民薪资痛感明显、贫富分化呈现加剧趋势的语境下，它所隐喻的分配困境一目了然：一是劳动所得仍显得过于单薄，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导向有待纠偏；二是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比率有待优化，这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的必备功课；三是市场化收入空间狭仄，行政力量对经济的控制力在强化，“被优待”的民营类企业日子并不好过；四是分配政策改革亟待推进，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具体调整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政府收入并不仅限于财政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这些收入与预算内收入差距并不大，当财政收入飞速增长，此类收入必然也是水涨船高———而这些并不是天上掉的馅饼，仍来自于国民收入总蛋糕。因此，八万亿元财政收入虽是个喜讯，却也为收入分配改革再添切迫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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