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

　　6月9日，国税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强调，不仅仅要求年收入超过12万元个人主动申报，还要求各地加强对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对规模较大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等五类高收入人群进行征收管理。

　　尽管对高收入人群进行征收管理的提法并不是第一次，但本次划出的五类高收入群体，却有着明确的指向性。

　　虽然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税种，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约7%，但引起的社会关注度却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税种。

　　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个人所得税的分配调节功能被寄予厚望，并被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就是因为个人所得税的分配调节功能没有充分地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只要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被发挥出来，我国的分配差距就不会这么大。近几年来，关于个人所得税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公共讨论。

　　一方面，社会强烈要求政府运用个人所得税这个手段来强化调节分配的力度，以遏制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甚至缩小分配差距，但另一方面，个人所得税在分配差距调节方面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并不完全决定于个人所得税本身，而是取决于征管能力是否与之匹配。

　　如果征管能力跟不上，那怕是设计出了调节功能极其强大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那也是白搭。而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相当复杂，尤其是随着经济金融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个人收入、财产的存在形态日益复杂化，其征管能力的提升，除了税务部门的努力之外，还取决于许多的社会条件，如其他部门的管理水平，各个部门、单位和企业对税收的认识和对税法的遵从度，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管理水平、经济秩序的规范化程度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税收的调节功能能发挥到什么程度是一个社会的系统性问题，不是靠税务部门的单方面努力可以实现的。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并非今日才开始加强，其努力程度和管理水平已经超出了社会平均水平。但要把各种管理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并非易事。越是高收入者，其收入来源越是多元化，而且与其投资、交易、生产活动交织在一起，其个人收入所得的确认和监控难度越来越大。例如，企业老板的工资薪金所得就是一个难题，把工资做低一点，而把个人的许多支出打入企业成本之中是通常的避税手法，但税务部门无法认定这个企业老板“应该”拿多少薪水。再如，劳务报酬所得是按“次”征收，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若是超过，则扣除费用20%。而次数是难以控制的，其所得既可以一次取得也可以分为若干次取得，如家教、调琴师都是按照小时收费，每小时三四百元，根本不用缴税，月收入累积则达上万元。对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的精确计算更是困难，面对数量众多且账簿资料不全的个体工商户，通常采用的是核定征收，无法做到查实征收。

　　如此等等，要把个人的各项所得都做到有效的监控，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许多实际的难题，不是说说就可以做到的，更无法简单地拿国外的做法来要求。

　　个人所得税面临着两难：一方面是社会的要求很高，视为调节分配的利器，另一方面是能实际做到的又很有限，这两方面反差太大，实际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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