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玉成

　　2009年我国经济触底回升，但是2010年，从我国经济内部作用变化以及国际经济潜在变化情势综合分析来看，我国经济并不具备持续较大上升的动力，而是将呈现一种脱离前期经济调整底部后的整理蓄势状态，全年经济强弱波动力量区将在8月前基本形成。

　　因此建议利用经济整理蓄势的时机，完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科技产业与创新技术在国民经济与企业中的分量。挤压那些对科技、创新与生产力发展没有明显推动力却过度占有经济资源并影响经济稳定的个别“暴利”行业。创造条件、加强宣传，引导企业、社会的资金、人才、精力进入到科技与创新(包括一般性创新和技术含量高的创新)的经营发展思想上来。

　　其次，主张坚持内需与出口并重的国家战略，在重视内需的同时不可忽略了在当前我国发展阶段中出口的巨大意义。

　　2010年我国的货币政策

　　一、新增信贷总量方面：

　　2009年由于投放的信贷总量过多超过当期经济增长的上限，导致当年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通货膨胀预期过早出现。进入2010年央行在信贷投放上将会修正改善。如1月份的信贷量增加1.39万亿，较2009年1月增幅减少了约2200亿。

　　建议：1.央行未来在信贷量的投放上，第一目标是均衡，未来的最高目标应是随当年宏观经济波动轮廓进行“信贷量的逆向平衡”，以提高信贷资金效率和降低经济起伏幅度。

　　2.通过相关的设计分析，2010年我国新增信贷总量实际使用设定在7万亿左右为佳。除非今年我国的基准利率上调两次或以上，否则7.5万亿的新增信贷总量在当前较低的基准利率水平的条件下有些偏多，其将不利于2011年通货膨胀的稳定。

　　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方面：

　　2010年的1月、2月人民银行两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这应该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应对通货膨胀预期，缓解通货膨胀的未来压力，先适度收紧金融机构的放贷力量是一个合理选择。二是平衡修正2009年超限的放贷量。

　　从我们的分析来看，2010年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有2%〜3%的潜在上调幅度的经济要求。

　　三、基准利率方面：

　　基准利率的调整变化，关注CPI等是一个主要方面，不过特殊的经济特征下也需要灵活综合考虑。比如今年，房地产行业的价格走势，也将对基准利率的变化时机产生较大影响。如果房地产行业的价格能被较好地“遏制并回落”，那将给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留出较大的回旋余地和从容应对的局面，基准利率的上调就会后推一些。如果房地产行业价格不能有效地被抑制，则基准利率的上调就会较快出台、随时出台。

　　所以2010年在评判基准利率调整时机的时候，注意将CPI与房地产行业价格变化结合起来考虑会更好。

　　建议：1.2010年6月前尽量不动用存贷基准利率工具，除非房地产行业价格再次抬头，则可以提前动用。

　　2.在今年的第二季度里，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增大，不过宜先采用调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应对。待进入6月，对国内外经济进行更细致的评估后再择机决策将更符合今年我国宏观经济的内部变化特征。

　　四、汇率方面：

　　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每年都会成为国内、国际热点要想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国是否可以转变一个思路，考虑主动性地科学评判。汇率既然是一个经济概念，那么我们就从经济学上的供求关系来明了地解决，以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11日讲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为方向。

　　笔者认为

　　1.世界经济界必须纠正一个经济概念的错误，“贸易顺差逆差”是个“商品需求”范畴，“货币升值贬值”是个“货币需求”的范畴，两者不能简单替代。比如美国对中国贸易有逆差，首先是美国人民商品消费需求旺盛需要满足的结果，但是中国人民对美国商品也有较旺的需求，不过由于美国限制一些高附加值的商品(如高科技产品等)出口中国，导致中国市场想消费却消费不到。可见这种进口量差异导致的逆差，美国政府自己是有责任的(如限制部分商品出口中国)。

　　货币升值贬值却是个“货币需求”经济的概念。如果世界各国对人民币需求强烈，纷纷愿意以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国家储备的工具，这时才是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经济基础。

　　所以当前世界经济界首先应该弄清楚一些模棱两可的经济概念，以及供求决定商品价格的基本原理后，再谈论人民币的升贬现实才是科学的方式。

　　2.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及占有合理比例是定位人民币升值的科学经济标准之一。

　　如果人民币需要升值，那首先必须是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有真实的需求，如果没有这些现实的需求而驱使人民币升值，那显然是不符合“西方经济科学”中的“供求关系理论”的。所以我国可以定一个标准，那就是如果人民币在各国的国际储备体系中大约占到了18%的份额，那说明人民币确实有需求，我们可以考虑科学升值。

　　比如日元当初的升值也具有了在当时的国际储备体系中已占有一定比例的条件。

　　3.人民币在中美贸易额中的结算比例也可作为人民币升值的科学经济标准。

　　美国在敦促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最为迫切，我国也可以特殊考虑，双方制定一个合理的经济供求标准，那就是在中美贸易结算中，当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比例能达到50%，也可以再降低一些如到达35%时，我国可以进行人民币升值。如果美国不愿意以人民币进行结算，那说明美国市场对人民币并没有强烈的需求，将没有较强需求的“货币商品”进行升值，显然是不符合西方经济学原理的！

　　4.人民币升值应伴有我国国家的经济战略。2005年〜2008年我国人民币对美元“单纯”升值近20%，这种“单纯”性升值不应提倡，需要总结教训。

　　5.在上述人民币升值的基础条件不具备前，人民币的升贬幅度只能是有限的、合理波动的。

　　总的来说，在经济学中，没有科学量化标准，只是定性分析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那是没有说服力的。

　　2010年是国际经济格局此消彼长悄然变化过渡的一年，是考验欧美央行决策智慧的关键年。也是我国经济转型、调结构、促升级，弥补科技弱势真正开始的一年。

　　(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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