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正宇  郭 楠

　　今年年初，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出现了近200万的用工缺口，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对此我们认为，提高工资乃破解企业招聘难题的关键(本文主要讨论对象为制造业、服务业一线工作人员)。

　　长三角地区也已经率先掀起了这股加薪潮。2月1日，江苏省调高最低工资标准至960元；4月1日，浙江省调高最低工资标准至1100元；据悉，上海市也将在近期调高最低工资标准。

　　一、长三角地区用工荒现状

　　(一)制造业、服务业用工需求回升最快，企业用工缺口日益扩大

　　根据博尔捷集团对我国2010年第一季度企业招聘情况所做的调查显示，与上个季度相比参与调查的五大行业依然展现了积极的招聘情况，其中制造业、服务业的招聘需求回升较快，分别比2009年四季度上升了7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详见图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量的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的招聘需求是相当强烈的，然而与之相反的则是目前长三角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用工缺口。

　　据杭州2009年第四季度职业供求分析报告显示，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需求猛增，与一、二季度相比，分别增长了58.15%和16.6%，但是企业用工缺口却逐步加大，招工难度增加，主要体现在治安保卫人员、饭店服务人员、餐厅服务员、厨工、机械热加工等工种上面。据宁波市人力资源市场提供的数据，目前该市用工缺口至少在8万人以上，主要集中在电子、制造和服务等行业，其中普工为目前最紧缺岗位，技工是第二大缺口岗位。据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春劳动力市场需求量加大，供应量却明显不足，目前苏州企业的平均缺工量在20%左右，人数达到50万。另外，传统的劳务输出地苏北几个城市也出现劳动力紧缺现象。在淮安，2009年以来企业招工难的现象一直存在，而盐城市前段时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地企业的空岗数有21000多个。

　　(二)长三角地区外来就业人员实得工资竞争力不足

　　我们对各大招聘网站以及各地人才服务市场2010年1月和2月的招聘信息进行整理与分析，被调查企业达350余家，企业用工总量近60000名。从我们的调查分析当中可以看出，虽然外出就业人员在上海、苏州等地的绝对工资总额与其他地区相比仍然具有优势，但考虑到各地生活成本的差异以后，我们认为长三角地区外出就业人员实得工资竞争力是严重不足的。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扣除每月生活成本以后，长三角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外出就业人员每月实得工资基本相同。

　　二、对招聘难的深入分析

　　(一)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方向

　　面对目前外出就业人员招聘难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可以让上海等长三角城市放弃制造业、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让其专心发展金融业、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还为时过早。原因如下：

　　首先，过早放弃制造业发展会导致产业空心化的出现。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美国逐步放弃本国制造业，将工厂纷纷搬到我国。我们认为，美国的这种产业转移是与其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特殊的地位等多方面因素相联系的。而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但其基础较浅，生产研发水平还比较落后，如果盲目地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失去工业基础，长三角地区就不可能有一个繁荣的服务性社会，也就不可能有技术进步，从而导致该地区产业空心化现象的出现。

　　其次，从实际情况上考虑，第一，长三角地区经过多年制造业的发展，每个行业都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因此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地区间的产业互补性极强，这是内陆省份最欠缺的一点；第二，长三角地区地理位置独特，交通运输便捷迅速。虽然，内陆地区在人力成本、税收、水电等生产成本上具有优势，但是，长三角的企业群多是出口导向型的，它们趋向于码头，物流成本是重要因素，即使企业从长三角搬迁到安徽、苏北这些地理位置距长三角还算较近的地区，公路、铁路运输成本也会相当的高；第三，长三角地区聚集了国家大量的人力资源，和内陆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人口素质整体较高，方便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管理。

　　(二)工资上涨滞后于物价上涨

　　既然长三角地区还应该继续发展相关制造业、服务业，那么我们认为只有提高工资水平才能够解决企业现在招聘难的问题。

　　从2001年到2008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从每月700元提高到1000元，上海的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是在1500〜1800元之间，这么多年每年的增长率只有可怜的5%，劳动力成本还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而自2007年以来中国CPI指数一路走高，虽然央行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仅在2007年就6次加息、10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物价上涨的势头仍然没有得到改变，2008年1月、2月与3月的CPI指数分别达到7.1%、8.7%与8.3%。我们可以看出，员工工资的增长明显滞后于物价的增长。

　　(三)中西部地区大开发

　　国家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全国各地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使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导致到长三角地区的外出就业人员逐年减少。

　　(四)国家的惠农政策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不断推出各种惠农政策，鼓励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再加上故乡的亲情和低廉的房价和消费水平等因素，也使得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逐年减少。

　　三、提高工资，解决招聘难题

　　目前，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部分服务业企业劳动力成本占企业生产成本的比例为8%〜10%之间，企业应该充分地分析产品或服务的利润率以及劳动力成本占比，尽量挤出工资调整的空间。

　　(一)以上海为例，社会最低工资应提高到1700至1800元之间

　　本文将以上海为例，指出上海市社会最低工资应提高到1700〜1800元之间，外来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应该提高至2300元左右。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里，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低收入的劳动力，所以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的弹性，工业部门可以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而只需支付与传统农业维持生存部分相应的工资。要促使劳动力走出农村向城市流动，城市的工资收入至少要比在农村高出30%。较高的收入，一方面用于支付转移所需的各种费用，另一方面要补偿机会成本的损失，满足劳动力获取较高收入的欲望。

　　根据刘易斯“城市的工资收入至少要比在农村高出30%”的研究结论，以及博尔捷集团调查的中部地区外出就业人员实得工资为1259元，我们推算出长三角地区外出就业人员实得工资应该为1636.7元，同时加上长三角地区的房租费、上下班交通费、生活费、回乡探亲费等，得出长三角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平均工资应该在2386.7〜2536.7元之间，进而我们推算出上海市最低工资水平应该在1763.6〜1873.7元之间。以下为我们的计算公式：

　　总工资=上海市最低工资+加班工资(加班时间×平均每小时工资×1.75)

　　总工资=实得工资+房租费+上下班交通费+生活费+回乡探亲费

　　实得工资=中部地区外出就业人员工资(调查显示为1259元)×1.3

　　其中，加班时间为36小时，加班工资倍数为1.75倍。

　　(二)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提高工资的比较空间

　　从工资水平来看，我国制造业、部分服务业员工工资仍处于较低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目前的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相对于新兴国家，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而从员工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看，我国的这一数字由1990年的15.81%下降到2005年的10.81%，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说明劳动者在增加值的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我们也是有提高员工工资空间的。

　　(三)加速产业链整合，是提高工资的前提

　　美国通过产业转移，逐步控制了利润丰厚的产业链上游，形成了产业链的6+1模式，即美国控制了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这六个环节，给我国留下的仅仅是附加价值最低、最消耗资源、最破坏环境、不得不剥削劳动者的制造环节。在整个环节中，产品的定价权是牢牢掌握在美国企业手中的，我们的制造业很难提高产品价格。较低的产品价格，决定了企业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没有利润的企业自然也就无法提高员工的工资。

　　我们认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到了产业链竞争的时代，而不是产业竞争的时代。政府需要调整产业政策，实现产业升级换代，从“1”发展到“6”。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掌握产品定价权，获取产业链上游利润，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社会整体工资水平。

　　(四)降低企业社保、纳税压力，使提高工资成为可能

　　降低企业社保压力。我们也应该看到长三角地区企业非常严格地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积极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这是中西部地区企业所欠缺的。而目前，社保费的缴纳也的确成为了企业用工成本的一个沉重负担，因此我们建议在适当提高员工工资水平的基础上，降低企业的社保缴纳压力，减轻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过程中的包袱，从而提高企业的成本竞争力。通过我们对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调查发现，国家用税收来补贴企业社保费缴纳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因此我们呼吁国家能够尽快与国际接轨，用国家税收来补贴企业社保。

　　降低企业纳税压力。近年来，国家财政与税收收入远高于GDP增长速度，更远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国家的税收收入从“十五”初期的15165亿元上升到“十五”末期的3086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9.5%。与之相反，国家用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性支出的增幅却远低于财政收入和GDP的增幅。一般来说，企业需要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城建税、房产税、土地税等各种税费，利润本就不高的中国企业在沉重的税收面前更加痛苦不堪。我们认为，一方面政府可以适当减免企业赋税，从而增加企业利润，让企业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去给员工增长工资；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启动财税激励机制，即对于企业要给予相应的工资增长的专门税收减免，企业则在每一年度主动为员工加薪，并规定相应的加薪幅度。

　　四、综述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指一国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吸干以后，工资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出现上涨，农业部门不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折的时期)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的过渡期，这主要表现为自2009年以来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不断出现的“民工荒”，以及来自外地的部分大学毕业生城市生存难。提高工资不仅仅只是简单地满足了外来人员的生活需要，而且它是使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国家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政策的重要手段。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提高社会整体工资水平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我们认为适当提高工资是解决长三角地区招聘难问题的首要选择。我们的政府要敢于提高后金融危机时代最低工资，以保证制造业和服务业用工需求，实现调结构的产业转移，防止产业空心化的出现。同时，我们向政府呼吁，希望政府能够考虑企业的现实经营情况，一方面减轻企业的纳税压力，另一方面用税收来补贴企业社保，让企业提高员工工资成为可能。

　　(作者分别系上海人才服务行业协会副会长、博尔捷人力资源集团总裁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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