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压力日增，尽早适度加息与升值是当务之急

　　【背景】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加剧，给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增添了新的变数。这让本来就对刺激政策退出犹豫不决的决策者坚定了防范经济下行风险的决心。目前，市场上已在猜测政府即将退出紧缩政策。

　　问题是中国的通胀风险是否已经过去？专家指出，今年头四个月，尽管CPI水平仍然相对温和，经济增长、食品价格、工资变化和流动性状况等变量却无一例外地指向日渐高涨的通胀风险。

　　首先，目前中国经济已明显出现过热的症状。中国GDP增长反弹，从2009年第二季度就开始了。中国经济第一个摆脱增长减速，主要得益于政府雷厉风行的刺激手段。GDP同比增长率从去年第一季度的6.2%上升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1.9%。

　　其次，今年4月份CPI同比增长2.8%，低于央行对全年3%的预测。但实际上，去年10月份CPI还是个负数，现在已经接近3%，上升速度非常快。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下去，专家担心，中国很快将面对非常严重的通胀问题。

　　再次，工资普遍上升造成新的通胀压力。据农业部调查数据，民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14%，远远超过了GDP增长的速度。今年年初，各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有的增长幅度甚至超过了20%。工资上升，收入增加，对通胀的含义不言而喻。

　　最后，流动性十分宽松的状况迄今没有显著改善。尽管央行已在回笼流动性，今年以来存款准备金比例已上调了三次，但影响如何，还不是很清楚。不过，央票收益率确实在往下走。今年新增贷款即使被控制在7.5万亿元，也已经是通常年份的150%。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指出，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都应该严防通胀风险。尽早适当地调整利率、汇率和流动性，是降低未来风险的上策。

　　黄益平认为，本来，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方向应该是非常清晰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可能是决策层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存有分歧，比如2.8%的CPI究竟有没有风险？欧元区的危机也确实给中国经济前景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自从本世纪初以来，学者余永定一直建议中国实行“紧货币、宽财政”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黄益平认为，这一建议今天依然适用。“宽财政”就是说财政政策可以保持积极的态势，帮助减少周期性因素的冲击，同时也辅助经济结构转型。一旦世界经济再次探底，财政仍然可以支持经济增长。

　　而“紧货币”的目的既是为了防范通胀风险，更是为了控制金融风险。今年年初以来，央行已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1.5个百分点，但流动性状况似乎改变不大。而市场利率没有上升，说明流动过多的现象并没有改变。如果真的要控制通胀，调控的力度要增强。

　　在黄益平看来，央行一般对动用利率工具十分谨慎，主要是担心，如果美联储利率不动，中国上调利率势必将进一步增加热钱的流入。但他认为，中国很难等待与美联储一起同步调整利率政策。这是因为，中国存款利率已为负数，美国还有接近两位数的失业率。

　　反对加息还有其他理由。比如，由于各种制度性的原因，利率调整的效果远不如流动性控制来得直接。比如，利率政策调整的象征性意义比较大，如果央行加息，全世界的投资者都会密切关注。对此说法，黄益平也不能认同。

　　黄益平同时指出，目前人民币汇率调整尤为世界关注。汇率改革的理由有许多条，比如避免贸易战、调整经济结构和降低市场风险。但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人民币汇率改革却一拖再拖，这令人担忧。

　　他分析说，之所以不能调整汇率，不外是担心人民币升值后出口受影响，增加新的失业；担心世界经济再次滑坡，累及国内经济增长；担心在美国压力下调整汇率，在政治上失分；或担心鼓励升值预期，进一步导致热钱流入国内。

　　黄益平认为，上述这些担心，或许有一定道理，但这些担忧也让中国失去了许多改革的良机。事实上，利率和汇率调整是绕不过去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尽早适当地调整利率、汇率和流动性，是降低未来风险的上策。

　　(财新记者 常红晓 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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