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江苏省MBA发展论坛上，透露这样一组数据：预计未来5—10年，将有300万民企迎来接班换代高峰，预计交接顺利的仅30%。“富二代接班”一时成为坊间议论的话题，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秘书长宋向清认为：“当前河南省面临权力交接、且有一定规模的民企不会少于1000个，从全国来看，这些民企能否实现权力顺利交接，事关中国的经济发展。”(《河南商报5月28日》) 

　　据新闻提供的数据，全球民营企业成功交接的占企业总数的30%。在美国，只有15%的企业可以传给第三代。而能四代不倒的，只有5%。在我看来，一些经济学家和舆论对“富二代”接班的呼吁和议题设置，本身就是一种错位。 

　　“民企能否实现权力顺利交接，事关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虚假的判断。我的观点是，“贫二代”的出路比“富二代”接班更“事关中国”的发展和和谐，而对“富二代”接班的异常关注，恐怕是对“贫二代”命运的有意遮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更是危险所在。 

　　有论者指出，一个社会的文明指标，既不是像半个世纪前那样去仇视富人，也不是像现在这样去培训富人，而是放过富人，帮助穷人。如果认可这点的话，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富二代”接班呢？任何个体的生存空间和向上的权利都应得到保障，而不是出现一个富者空间越来越“通畅”，贫者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的尴尬对比。当下，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分布不平衡，都具有向优势群体聚集的特性，这就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阻碍了“贫二代”群体的向上流动。“贫二代”所能获得的上升机会较少，上升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狭窄，已是可见的事实。从这点上说，与其关注“富二代”接班，不如探讨如何给“贫二代”更多的机会和出路上来。 

　　在河南省目前不少于1000个面临交接班的民企中，至少有2/3不能顺利交接，这当然需要关注。但是，从本质上说，这是属于经济规律领域范围内的事情。因此，在呼吁“富二代”需要“送一程”时，我们更要问：“贫二代”呢？谁来给他们更多的空间和上升的渠道呢？这是一个有关良心和公正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命题。

　　摘编自《燕赵都市报》5月29日文/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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