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来自《经济观察报》(5月22日)的报道说，中国内地富人移民海外的趋势比较明显。根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当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而美国并不是投资移民的首选地。

　　探究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子女教育的原因属于正常原因，而“寻找安全感”则不能不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富人们不得不担心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富人一直以来多数都是夹缝中生存的尴尬群体。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仰仗权力才能生存发展，而现代行政垄断制度，又使他们时时处处面临着巨大的“权力和制度天花板”，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公平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腐败”和“富裕”往往有着相当大的重叠(但绝不是全部)，因此，中国的富人群体往往被社会底层或愤青群体视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仇恨对象，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权力的祭品和替罪羊，成为权力打击和清算的对象。

　　因此，及时地“见好就收”甚至逃亡国外，就成了他们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和选择。

　　实际上，即使对于因仇腐而仇富的人来说，富人的流失是社会的净损失也是穷人的净损失。富豪群体的移民，从现实影响上看，就是中国精英与财富向海外的双重流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辛辛苦苦，不惜以低工资和环境的巨大污染与破坏为代价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但国内富人群体或移民或向国外转移的财富，可能远超于引进外资总额。而反观很多移民国家和地区，不惜以提供良好的教育和低税费为代价，引导世界各国富人向他们移民。

　　其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我们牺牲土地和肥料辛辛苦苦种庄稼，等到要收割的时候，却颗颗粒粒都让别人收了去。而即使这些“果实”真的有原罪，公权力难辞其咎。无论是因官员腐败致富，还是权钱交易致富(本质上是权力对市场的管制过多，市场化不够)，抑或是行政垄断导致的收入的贫富不均，都有公权力的原罪。

　　这个问题的本质还在于，社会弥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可以把富人连同他们的财富一起逼向海外“安全地带”，却不能把导致财富不公正不合理分配的公权力逼向海外。

　　我们这个社会惟一应该时时刻刻强力监督的就是公权力。无论是预防腐败，还是防止权钱交易，还是防止垄断导致不合理财富分配，根源都在公权力本身。

　　对于富人群体，则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让他们更自律，更安全，更自由。比如，减少行政管制，让富人资本不再匍匐在权力脚下；打破行政垄断，让他们的资本能够自由准入，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有多种方式，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准入各行各业，办学校，办企业，办医院，实现财富社会化；允许其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鼓励其慈善事业。最坏的方式，莫过于仇视它，试图剥夺它甚至消灭它，并且把他们连人带财富逼向海外，而后者，又会加剧富人在积累财富时的短期行为，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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