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

　　对于仍在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有人曾指出它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危机，同时也是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哲学危机。

　　这样的论断是否准确，仍可继续探讨，但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径，去思考潜藏于金融这一现代经济核心背后的深层问题。

　　如果把金融比作一棵大树，那么，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而经济社会环境则是它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土壤日趋肥沃，中国金融这棵大树已渐呈叶茂、枝繁、干壮之势。

　　与此同时，必须正视的是，我国金融业目前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管理精细化、经营有序化、发展均衡性、服务正规化都有待提高，软实力不足，竞争力不强，风险犹存……这促使我们在壮大中国金融的叶枝干的同时，思考中国的金融文化，审视中国的金融之根。

　　如果说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文化则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国家如此，金融亦然。业务靠人去发展，制度靠人去执行，体制靠人去设计，人靠文化去影响。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业之所以发达，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在走向发达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

　　对中国的金融文化，或许可以概括为“利法信义道”五个字。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道为前提。在目标体现为“利”，在行为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

　　“道”是什么？难以尽述。然有三例可供参考。一为正例。有一智伯分马的故事。某财主儿子有三，马17匹，临终嘱长子分1/2，二子分1/3，三子分1/9。17匹马的1/2是8匹半，难道要杀一匹分肉乎？三人无奈请来智伯。智伯从自家牵来1匹，计为18匹，长子得1/2即9匹，二子得1/3即6匹，三子得1/9即2匹。加起来是17匹，剩下1匹则物归原主，智伯牵回。此例蕴含多盈之“道”，值得金融企业改革重组借鉴。

　　二为反例。美国作家约瑟夫·赫勒有一著名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故事大意是某空军飞行员希望退役而不能实现，因为条例规定“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不能飞行，但需要本人提出申请”，而条例同时规定“如本人能提出申请，就证明此人精神正常”。这种陷入死循环的规定，在今天的金融界不可谓不存在，这乃是缺“道”的表现。

　　三为中例。近来流传一短信，谓“两美国人商议，甲到中国旅游，用10万美元兑换68万人民币。在中国消费一年，用度为18万人民币，回国时希望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到1∶5，再将剩下的50万人民币兑回10万美元。乙则计划拿10万美元兑换68万人民币，在中国花50万买一套住房，消费再花18万，等回去时将房子卖得100万，换回20万美元”。对这等如意算盘，我们需要一种“道”的智慧去应对。

　　宏大的中国金融文化体系，自然远非“利法信义道”五个字所能概括。同为殷制，汤兴纣亡；再好的体制，如果人不得力，也难张其利。人与体制和法制的最佳结合，加之“土壤”大势所助，不失为金融的天时、地利、人和，不失为金融之“道”的某种诠释，亦不失为中国金融文化的一种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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