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中国3月份出现了当月进口增速高出同期出口增速41.7个百分点的结果，形成了72.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的格局，从而中止了我国自2004年5月开始连续70个月贸易顺差的局面。

　　显然，这一格局并不能反映出处于目前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也就是说，由于欧美经济复苏的节奏较慢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危机后原本美国的消费者普遍发生的消费偏好的转变所带来的对中国产品需求增加的“潜在市场力量”没有被充分体现出来。

　　相反，中国政府为防止经济硬着陆所采取的积极的救市政策和“后危机时代”结构调整的发展战略促进了中国内地的投资、住行消费以及随之而来的设备、生产零部件的大量进口。

　　其中，有些还是政府积极想扭转中美贸易逆差所推进的“海外采购行动”带来的结果，再加上最近国际资源价格的普遍上涨，导致中国进口的数量和价格都有明显的增长。

　　但是，这些都不能说明从此中国经济将进入贸易逆差的时代，也不能指望美国保护主义势力会因此而减弱。

　　众所周知，中国今天还是一个人均收入才刚刚过了3千美金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虽然很大)，正是一个需要靠勤奋、靠勤俭来打拼财富、积累财富、奠定自己幸福生涯的时候，再加上我们有鲜明的“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当然就会形成在这种经济结构特征所创造的贸易顺差结构(即使出现贸易逆差，也是因为经济周期调整过程中的暂时现象)。

　　而通过人民币升值或强行进行贸易制裁来限制中国目前这种财富积累型的发展方式，损害的不仅是中国人，更是和中国做自由贸易的美国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在生产自己擅长的东西然后进行自由的国际贸易这种比较优势原理上的经济往来，客观上一定会产生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只要顺逆差国家的双方不出现将来信用违约或者把钱带到棺材里去的这些状况，失衡是全人类分享财富的必然形式，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然表现。

　　也就是说，只要任何国家保持一种长期均衡，即现在顺差将来逆差，反之亦然，那么，世界经济总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富有。因此，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不是在“失衡”的问题上，而是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被一小撮人滥用的问题，只有加强全球化的统一监管模式才是防范危机的唯一手段。

　　另外，我想通过历史的事实来告诉美国的经济学大师，人民币升值是两败俱伤的东西。这不仅简单去理解为双方发起贸易战带来的这一严重后果。而更主要的是，人民币升值会像85年日本广场协议后那样，进入一个资产泡沫的虚拟化经济状态，最终走向金融危机的深渊。这一结果不仅对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当时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企业不得不走向海外市场，形成了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于是，大幅升值的开始阶段，日本就业和经济增长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为了“重整家园”。

　　日本当时和我们现在一样，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把制造业释放出来的人群吸收到服务业中，但是这需要时间，因为制造业的人才无法胜任高端服务业的需要。

　　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帮助转型(存在通缩风险)，努力想保证一个良好的经济增长的环境，所以，不得不推进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国内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提高出口企业的汇率的竞争力(打造“增长”，对冲“通缩”)。

　　由于当时失业率已经开始上升，人们就变得不敢消费了，即使消费也多半是消费被人为的低估的进口产品，于是，财富渐渐的外流，国内企业的利润逐渐下滑。因此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虽然确实是没有引起明显的通胀(因为人们已经开始减少消费了)。但是，大众却出于预防未来支出的动机，把大量的资金放入了银行和资产市场(这也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日元升值并没有缩小日美贸易的不平衡程度的原因)。

　　同时，银行在产业空洞化的环境下为了寻找新的赢利出路，也大量的将资金带进了房贷市场和股市当中，造成了严重的资产泡沫，后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将自己的产业资本转成金融资本，去追求泡沫环境下显而易见的高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由于政府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日本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人们误以为房地产和股市价格膨胀是经济基本面出现实质性好转的前兆，谁都没有认为这是泡沫，毕竟当时物价非常稳定。

　　最终，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后期，日本还是因为升值所带来的资产泡沫，陷入了金融危机的深渊，让它直到今天也都还没有从危机的阴影中完全摆脱出来。

　　总之，当中国的结构调整还没有到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还处在财富原始积累阶段的时候，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资源配置上“大调整”，很可能让市场价值快速变化的金融产业集中了过多的流动性。

　　而变化较慢的实体经济，尤其是非金融业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空心化”现象。而且，我认为在中国这种可能性更大，因为人们积累财富的愿望要比已经完成原始财富积累的发达国家更加强烈。

　　当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虚假繁荣的时候，社会集体的“羊群效应”会非常明显，这类市场的风险形成规模和速度就会因此不断放大。

　　当然，我们和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地方也很多，比如，我们有非常广大的农村和内地的发展空间，理论上讲吸收流动性的能力完全存在，但是，不管怎么说，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绝对是帮倒忙，而不是所谓的能够倒逼中国经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助推器”！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是在充分意识到当前外压的严峻性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但不能妥协升值)，一方面应该敦促欧美国家加快其技术创新、打造新一轮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通过购买他们的技术产品给予资金上的支持)。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推进我们自己的制度改革和金融发展，尤其是包括：培育人才的教育制度、研发制度，给与所有企业一个公平而又更大的竞争与发展空间的市场准入制度和产权制度，加快建设能够充分吸收流动性并能为各类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提供优质服务的金融体系建设和收益合理分配以及风险管理的金融制度，并尽快做到为创新类企业的充分发展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投融资环境和专利保护制度。

　　在这基础上，更要完善收入的分配制度和市场的诚信制度——让这种建立在制度改革和科学发展基础上的结构调整尽快地产生经济效益，并将其和大众的收入增长、社会保障条件的改善和多元化的、健康的消费服务方式的确立等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到那时，即使我们还赶不上欧美国家承受外部冲击的财富基础和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但是，人民币市场化的推进就不会再产生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它的市场化机制也能做到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锦上添花。

　　不管怎么说，凭借创新能力和市场购买能力，美国的比较优势依然在于生产高附加价值的东西，面向客户的群体还是应该在于高收入阶层——他们对价格的反应是相对不敏感的。所以，靠人民币升值来争取企业的竞争能力实际上就是“资源错配”的表现。

　　因此，美国今天政府应该把精力和财力去扶持美国企业强化创新，打造一个全新的财富创造模式，没有新的增长点可能会让全球摆脱危机的时间变得更长，更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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