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升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的一番言论引起了很大争议。近日他撰文称，如果生活在京沪广深这样的一线大城市，到2027年退休，退休之后25年的生活开销预备1000万元养老金也未必够。

　　到2027年退休，以男性55岁退休来计算，也就是1972年的“70后”，到退休之前要攒够千万巨资养老。

　　众皆哗然。其实钟伟教授论及了一个关乎每个人生活的重要话题——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到时候，不是1000万元太多，而是1000万元能买的东西太少。钟伟在文章中还给出了一个前提：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以及官方的发钞节奏都没有根本改变。

　　人们一般用“市场化”这三个字来形容中国30年的改革，但也许另一个词语更为合适：“货币化”。

　　从如下几个数字可以清晰得见：2009年底，我国33.54万亿元的GDP规模，是1978年3645.2亿元GDP规模的92倍。但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却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为705倍；狭义货币供应量M1从1978年的212.03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22万亿元，达到1037倍。大幅高出同期GDP和物价CPI增长之和。

　　高度的货币化，导致中国M2/GDP之比连连上升，到2009年达到181%，这一比例在1978年为23.6%。

　　总体来说，货币供应量的扩张，M2/GDP的增长，显示的是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是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但货币供应量几乎连续30年远超经济增长速度的快速增长，造成了货币本身购买力的下降。

　　笔者曾经在《系统性质疑CPI》一文中，从分类物品价格30年的比较上，论述过CPI并没有反映货币购买力下降的幅度问题。

　　实际上，这即是北师大钟伟教授试图反映的问题。“1000万养老论”并不是说贫富差距的扩大，而是试图阐述“货币购买力的下降”。

　　前几日，笔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他提出的论点是，虽然货币化进程会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但货币超发一定会带来通胀的后果，而“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应该成为官方货币当局的首要重任。所谓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不是指“汇率稳定”，而是人民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清晰规定了中国央行的责任：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货币超发在整体上造成了购买力下降，这是一个总量概念。笔者还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货币化进程的特征，在客观上还会拉大收入分配差距。货币化过程先接触到的群体，会更早受益，并获得更多的收益。

　　奥地利学派大师哈耶克著名的“中立货币理论”，认为只有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货币对于经济的作用才会中立，货币中立时才会对经济影响最小并促进经济发展。而如果货币供应量失去中立，人为地扩大货币供应量，就会有人获益有人受损，并最终产生结构失调、经济失衡甚至导致危机。

　　此“货币中立论”完全不同于货币学派的“货币中性论”，恰恰相反，哈耶克认为货币并不是中性的，因为增发的货币不是平均、普遍地撒向人们，它总要经过某种具体的方式进入流通，而这个过程就扭曲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那些最先得到增发的货币的人，事实上获得了比他人更多的财富。

　　在中国，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部门就是“最先得到增发货币的人”，他们事实上也在获得更多的财富。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失衡，即衡量了这种“先受益、后受损”的情况。在宏观数据上，居民收入、居民消费规模与货币、与GDP规模占比的下降，以及股市流通市值、房地产市值与货币、与GDP规模占比的上升，则可以凸显这种“非中性货币化”对居民财富差距产生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万元户”的小康富裕生活到现在已经大打折扣。钟伟计算的1987年按当时货币情况计算的2.5万元就可以退休，而如果2007年退休已经需要100万元了。

　　在这种背景下，投资方向从“真实收益”到“寻找稀缺性”的转变，能大致解释中国2006年以来的股市和当下的房地产市场。

　　在经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货币化进程已经较为到位的当下，怎样保持理性的货币增长，保持币值稳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应该需要上升或者说回归到货币政策的根本目标。莫再让居民感叹“少壮劳碌攒钱、老来根本不值钱”的难安之境。

　　(作者系本报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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