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升 李彬

　　“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是值得长期坚持追求的目标。从这点出发，可以看清货币政策对内调整的方向，也可以理解人民币汇率机制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日前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他坚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点，认为在后危机时期要面对的新挑战，就是要处理保增长所付出的货币过多的代价。

　　周其仁主要从机制和制度层面看货币问题，认为1994年的《人民银行法》阻断了财政向央行透支的超发货币机制，奠定了稳定人民币币值的基础。但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多年由汇率机制导致的央行被动释放货币，则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货币超发一定有后果

　　第一财经日报：在近期的几次演讲里，您多次提到货币超发带来的危害。但大量印刷货币，包括美国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又是此次全球各国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可以说有利有弊。您怎么看这种区别？

　　周其仁：超发货币应对危机，正是此次危机和1929～1933年大萧条应对的不同之处。

　　1929年的大萧条是金本位时代的大萧条，想用这个手段就得先把金本位废了。现在是法定不可兑现货币时代，面对危机可以大手撒钱。所以我在2008年就认为不宜把这场危机说得过于严重。特别是中国，2008年10月中我讲过，中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等于零。回过来讲，问题也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应对危机日益把货币松得过于厉害。这就带来后危机时期的货币形势的压力。

　　日报：我们应该怎样看通胀？

　　周其仁：我一直认为中文的“通胀”，比英文的inflation还要准确，因为通胀就指通货本身的膨胀，就是货币供应量大大超出经济增长。比如去年出现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加27.7%，同期名义GDP才增加8.7%。多出来那么多，这个力量总要在经济生活里出来的。

　　日报：在具体指标上，2009年CPI表现很平，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都很强势，尤其是房地产市场。

　　周其仁：这应该就是“货币的黏性”，即过量货币进入市场，并不像水一样非常平均地流到一切地方，而是像蜂蜜一样，带点黏性地先流到一些地方，再流到另外的地方。先流向哪里，哪里的相对价格就升，一波一波地热闹。要强调的是，超发货币只要发生，就肯定会流向某个领域。股市涨、房地产涨，除了真实需求的推动，“货币之蜜”推波助澜。

　　综合来看应该加息

　　日报：这是货币主义里一个道理，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

　　周其仁：所以还有一句话，货币最后还是水。带黏性的液体，流来淌去，鼓出一个又一个相对上涨的货币包，最后还是像水一样，把物价总水平提高了。不过，在这个过程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总容易从个别商品、个别市场的偶然性当中寻找原因。反正是我们自己超发的货币，所以总有一个自然的倾向，自觉不自觉地淡化问题。非弄到洪水滔天，大家意见才一致，才下手治理。

　　日报：在2009年的货币超发之后，目前价格上涨已经从房地产等先涨领域，蔓延到工资价格、CPI等等。您认为目前整体价格上涨已经处于什么状态？

　　周其仁：等到CPI都看得明明白白了，常常就比较晚了。所以我推介中文的“通货膨胀”概念，可以有点提前量。

　　日报：现在是否已经是“比较晚了”？

　　周其仁：还不能说，但显然货币能量在聚集，漫游在加快。

　　日报：利率政策呢？

　　周其仁：大家都看到2月份的CPI是2.7%，已经出现了轻微的负利率。那一定刺激信贷需求，把银行的钱更多地借出来。要老虎不出笼子，就得给人家多喂肉。这是不是就是你问的加息？难度是，美国那里还在担心老虎不出来，所以那里还是超低利息。我们这里多喂肉，洋老虎可能越洋行动。这就要瞻前顾后，考虑各方面政策的协调。

　　日报：在您的理解来看，CPI在整体价格上涨中比较靠后。那么货币政策就不能只看CPI，而是要纳入资产价格？

　　周其仁：其实，各国货币当局似乎没有完全不看资产价格的。问题是资产价格不像CPI，容易让大家意见一致。经验上就是吵来吵去也不易有共识，拖来等去，CPI上来才行动。还有，资产价格上涨常常引发局部管制的加强，结果也会造成观察上的困难。

　　货币化进程会缓和通胀

　　日报：您从M2和GDP增速的问题上看增发货币，现在中国M2/GDP的数据几乎全球最高。2009年上涨了几十个百分点。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将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周其仁：货币增量超过经济增长的需要，中文含义的通胀压力当然挥之不去。但也不是无戏可唱，因为除了紧缩，货币深化的过程还可以消化很多货币。

　　日报：所谓货币深化，就是易纲先生曾用过的“货币化进程”吸纳货币的概念。房改造就的房地产市场是近年来最吸纳货币的池子，目前还有什么领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周其仁：中国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地方，就是货币深化还有很大的余地。比如林权改革、城乡统筹、土地流转、自然资源的市场化，以及教育、医疗、文化领域降低准入门槛等等，都有货币深化的含义。像我们在成都地震灾区看到的农民以宅基地抵押贷款，帮助灾后重建，过去不给这个权利，就不发生相应的货币运动，就没有这个胃口吃货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货币深化进程，过去好几波了，包括城市土地市场、城镇房改房、几亿农民工从乡村到工业城市的进程等等，都有带来货币深化。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多年M2远高于GDP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的通胀还没有冲到天上去的秘诀。

　　根本在于维持币值稳定

　　日报：您前面谈到中国的货币发行机制。近年似乎从汇率形成过程中导致的被动超发货币的压力越来越大？

　　周其仁：许多人以为汇率问题就是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关系。其实，汇率形成也是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目前是央行用基础货币加部分对冲来购汇，进来1美元就要付出过去的8元多、现在不到7元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是所谓高能货币，投进了市场还要来回转的，所以外汇进中国越多，不管是顺差、外资直接投资，还是所谓热钱，人民币币值的内在稳定就越面临冲击。这个模式就是把汇率目标与货币目标混在一起处理，很容易顾此失彼。我的看法，为了汇率目标牺牲货币币值稳定，是因小失大。

　　日报：“大”在什么地方？

　　周其仁：人民币本身的币值稳定，涉及到国内资源配置的效率，涉及到收入分配的公正，还有人民币长远的国际地位。保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是对内对外的第一件大事。如果人民币的币值不稳定，就没有将来的机会。在法定货币体制下，要把人民币托付给央行好好打理。央行的目标太多，哪个也招呼不好的。还是坚持《人民银行法》，“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把汇率与货币分开处理

　　日报：因此您并不赞同人民币与美元的约束型挂钩？

　　周其仁：“汇率稳定”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目标。要是美元响当当的，人民币缺乏自我约束，那么把人民币挂在美元身上，它稳定你也稳定，汇率当然也稳定。问题是这不是当今的现实。现在的现实是美元币值极不稳定。货币不稳定，哪来汇率的稳定，除非你让人民币也和美元一样靠不住。所以，不是我们要不要汇率稳定，而是当下实在没有汇率稳定的条件。明明靠不住的挂钩，非要挂，结果顶多只有名义汇率的稳定，而真实汇率最后还是无法稳定。

　　日报：这个结应该怎么解？

　　周其仁：出路就是把汇率和货币恰当分开来处理。讲到底，汇率是由买卖行为决定的，而不是靠喊话、叫骂、威胁、辩论、政治压力等决定的。具体讲，无论谁，凡赞成人民币不升值的，就一起出手买美元，横竖多用人民币买美元，人民币就一定不能升值。反过来，不论是谁，凡主张人民币升值的，如部分美国议员和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根本用不着大叫大嚷的，你出手用美元买人民币，人民币不就升了吗？当然，人家可能买不到足够的人民币，那我们的金融业就要把服务做上门。

　　这就是说，用买卖行为来表达真实的意图，也为目标的达成，支付真实的代价。现在汇率问题吵得天翻地覆，在我看来就是自己要的，让别人出价。那还不是行为歪曲呀？

　　在这里，谁都可以买或卖，包括政府也可以为自己的汇率目标入场买卖。但是，唯独央行不参加购汇游戏，因为央行手里的购买力，就是基础货币，就是本币的币值。央行买多了，币值不稳定，乱象四起，最后还要付出本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代价。央行就管一件事：本币币值的稳定。

　　这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央行可以定量减少购汇，直到最后退出。期间为了汇率目标，政府可用财政力量等量购汇，维持过渡的平稳。

　　央行独立性问题

　　日报：最后一个问题，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曾经指出，政府垄断货币，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尤其是在萧条时期，政府会滥用货币发行权。这个问题和央行的独立性问题相关。您怎么看？

　　周其仁：美联储一般被认为是最具有独立性的央行，可以抵御所有政治压力。但格林斯潘在他的传记里说，很长时间正好是政治压力不大，所以看起来美联储才非常独立。英国央行在制度上就不独立，要听财政部的。关键是我们处在一个国家信用货币的时代，货币的背后就是政府。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差别是政治行政体制的形式不同。

　　关于中国央行，《朱镕基答记者问》说到过，“中国的情况是，无论央行再怎么独立，它都不能独立于国务院之外。中国央行的独立性是指它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国务院的其他部门。”(见《朱镕基答记者问》第86页，1994年1月15日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这个表述符合实际。关键还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要共同接受历史经验教训，广泛分享信息，各方良性互动，共同维系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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