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两会上接受中外媒体集体采访时重申，我国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并表示，我国一直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汇率的未来走势由市场决定。

　　媒体上近日议论最多的货币问题莫过于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判断，其中一种主要观点认为，在欧美等国频频制造如“轮胎特保案”、“无缝钢管反倾销案”等贸易争端所形成的国际社会压力，以及我国国内贸易巨额顺差的压力下，人民币升值势在必行。诚然，目前全球经济总体低迷，各国为振兴经济和促进就业殚精竭虑、疲于奔命，我国巨大贸易顺差必将招致诸多不满。但实际上，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的一个数据模型，只有人民币升值20%，并且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货币也出现大致幅度升值，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才会增长1%，可以说，美国仅靠人民币升值，实不足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我国出口角度看，汇率的变化理论上可对进出口造成影响，但在很多情况下事实并非如此。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一直在持续升值，而且升值幅度较大，但贸易顺差还在急剧上升。因此，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并不能构成人民币升值的真实压力。

　　当然，即使不以人民币升值为压力，我国也应未雨绸缪，尽量减轻未来可能发生的升值所带来的贸易困难。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要有效规避汇率变动带来的贸易风险，拥有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坚持产品创新是关键。据企业界经验数据，一般来说，代工生产OEM的利润率仅为3%-8%，而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利润率可达8-15%，如能创造出自主品牌，利润率的提升将可大幅度地降低外贸风险。另一方面，我国应不断扩大国内市场，促进内部需求。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上看，内需仍有巨大的上升空间。一个不容乐观的数据显示，我国储蓄率已经从1992年的36.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51.3%，上升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率却一路下滑，2008年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35.3％，这一比重自1990年以来已下降了近15%。究其原因，既包括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投融资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还相对较低。我国近几年去年除外GDP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态势，然而，在2005-2008年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却逐渐下降，同时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大幅下降。在目前的经济情境下，只有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可能保证居民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以实现内需的增长。

　　要提高居民收入，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应尽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也是此次两会上代表们热议的话题。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其核心是缩小城乡居民之间、各行业之间、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尤其应改革垄断企业收租分红制度，加强对最低工资的监管力度，并通过改革税收政策的方式，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来提高农村及落后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实际上，低收入者有着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提高这些群体的收入水平对于扩大内需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即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应通过市场机制的完善、新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的制定，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有效提升居民的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等收入。同时，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机遇和挑战，就是在即将到来的低碳经济革命中抢占先机，培育技术创新，谋求前沿突破，拓宽产业技术可能性空间，提升经济增长的整体品质，推动经济结构向高端方向发展。这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具有本质意义的努力。

　　汇率问题是经济状况的体现。人民币升值与否，不应以有无国际社会压力为标准，而应依据现实经济形势来判断。我国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度较高，且目前尚处于回升阶段，仍存在一定的风险，人民币升值将不利于经济整体的进一步巩固和向好。而且，我国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仍未有效建立，尚不具备消化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能力。可见，目前内部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比汇率更为迫切，在此问题上，的确应做到“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汇率由市场决定，而政府则有责任大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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