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

　　原本就愈发强烈和敏感的对刺激政策退出的预期，在3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月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后，就更强烈了：2月CPI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但笔者认为，一般而言，央行是否加息的确要紧盯CPI，但今年是我国经济最复杂的一年，影响“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的因素多，而且影响“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也不少，有正向拉动的，也有反向制约的。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加息，除了紧盯CPI，还要多考虑一些更复杂的影响因素。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就认为，各国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仅应关注CPI，也应关注股市和资产价格，以防止形成新的资产价格泡沫。

　　中国经济V型反转的“加速跑”效应在继续。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看，今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7%，比上年同期加快16.9个百分点，比2009年12月份加快2.2个百分点。但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不稳固；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医疗、教育、住房、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全球经济存在二次探底担忧。当前，尽管全球经济正持续复苏，但全世界正处于就业危机之中，虽然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但是距离就业问题的解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再加上，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财政赤字严重，主权债务危机加剧，以及有些国家不适当的经济刺激政策的过早退出等因素，都制约着全球经济复苏，搞不好有可能还会使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正如今年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指出的那样，发达国家依然需要政府支出支撑经济，且私人需求仍旧疲弱，多重复杂因素令复苏之路十分脆弱。

　　2009年国际金融呈现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以较高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了过剩资本，又以购买美国国债和证券投资等低收益形式把借来的资本倒流回去的“斯蒂格利茨怪圈”以后，今年这种现象正在重现。据香港金管局的最新数据，2月1日至23日短短23天内，在港资金有249亿港元撤退，而港币同时从此前一直牢牢顶住的升值“天花板”即 7.7500跌落。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资金撤离风险。长期追踪2150亿美元离岸亚洲基金的机构EPFR　Global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底，尽管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基金共吸引资金7.48亿美元，但除日本外的亚洲股票基金仅吸引到2900万美元。另外，美元已进入中期升值通道的预期，进一步放大了国际资本撤出的风险。

　　鉴于上述情况，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像加息这样的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必须要有多重考量。

　　首先，要根据各项经济指标所反馈的信息来动态调整。央行行长周小川上周在人大记者会上已明确表示，将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与此同时要高度关注通胀和其他方面经济指标变化，管理好通货膨胀的预期。眼下，即便是CPI同比上涨幅度有些超出预期，但并不代表CPI未来发展趋势。综合上述各种因素，目前还不是加息的最佳节点，建议央行还是主要通过综合运用数量型工具组合措施进行流动性管理。

　　其次，虽然美国政府一直都在强调经济复苏政策不会在形势完全转好之前轻易退出，但美联储1月18日外调高贴现率，就强烈宣告美联储的加息步伐正日益临近。我国央行需密切关注美联储加息动态，而为中美货币政策协调计，也为了防止国际热钱对我国的冲击，我们不能在美联储加息之前行动，而且即便是加息，加息幅度也要低于美联储。

　　再次，国内外实践证明，很多资产价格、特别是住宅价格的大幅变化，本身就意味着货币币值的改变，也容易形成对CPI的传导。因此建议以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广义价格指数作为货币政策关注的目标，至少也要实现对资产价格在通胀预期影响上作出反应。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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