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青

　　全国“两会”前后，借着热诚代表和广大民众的衷心共鸣，收入分配一时成了最热的关键词。收入分配是经济运转中衔接生产和消费的关键环节，也是人们的“福利函数”中效用的重要来源和约束条件。因此，不难理解，修正不和谐的收入分配，不仅仅是对民众宣泄的回应，而且是可持续健康经济运转的必要条件，更不消说对于社会公正取向上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的重要意义了。

　　差距究竟有多大？

　　让我们还是从最基础的问题说起。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多大？人们的所见所闻和日常感受已给出了切实和丰富的答案。不过，由于经济现象和经济学有时是反直觉的（周小川语），人们会寻求“拿数据说话”。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最具对比性和冲突感的数据。例如，从1988年至2007年，中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李实语）；又如，金融行业（不含证券）收入几乎相当于最低收入行业的11倍（宋晓梧语）。对于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而言，这确实有点吓人，且让人不爽。不过统计学上说，类似极差的算法对于反映整体情况可能代表性不够。

　　那么，让我们用基尼系数来看看整体。由于基尼系数有不同的算法，结果会很不一致。目前，一个较为普遍的判断是，2000年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较快，但今年2月，经合组织（OECD）报告又说，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08，比2005年的0.41略有下降；而学者援引最多的基尼系数是0.47（例如杨宜勇，未指明年份），世界银行计算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亦是0.47。能达成一致的似乎是，中国基尼系数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之上，不过，这个“国际公认”也并非那么公认，一些学者就提出，由于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都尚未完成，这个发达经济意义上的“警戒线”，对中国可能并不适用。

　　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的指标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图1大致描绘了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的下降情况。值得关注的是，两个数据在2004年都有跳水般的表现，这背后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情是，2004年之前中国个体经济经营者收入被计为劳动者报酬，之后开始被计为营业盈余，也就是说，这两个指标的实际下降趋势并没有图表上显示的那样陡峭。

　　不过，也有人说，还存在“系统性低估”的问题。按照王小鲁的估算，由于灰色收入的存在，全国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55倍左右，而不是统计显示的20多倍。但也存在高估的“系统性因素”，例如，我在10多年前发现，如果考虑价格指数的影响（类似购买力平价），收入的真实差距会低于名义差距。

　　把这些八面来风的数据汇总在一起，一个可能接近事实的答案是：中国的收入差距也许不像人们口口相传和声讨得那么糟糕，不过，确实需要引起充分重视，并且，当下必须考虑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改革之道

　　眼下，国家发改委酝酿修订达6年之久的一份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指导意见引起了广泛关注，各界也给出了不少解决方案。

　　普遍被认为将发挥最大作用的是所谓的工资协商机制。这看似符合常识，但很可能会适得其反。白重恩和钱震杰指出，工资协商机制若能发挥人们期望的效用，前提是劳动-资本的替代弹性小于1，也就是说，在工资通过协商等方式上升时，劳动－资本比减少的幅度小于劳动相对价格上升的幅度，劳动收入份额最终将上升。他们对历史数据的测算发现，中国劳动-资本替代弹性正好大约等于1，这意味着，劳动者辛辛苦苦通过协商等努力赢得了工资的上升，但由于资方可以用资本来替代劳动，资本替代劳动的幅度正好和劳动相对价格上升幅度相抵，其结果是有人因此而失业，最终劳动份额并没有上升。在现实经济中，可能还有更糟的局面，一些非垄断企业（例如民营企业）由于劳动成本上升无利可图而选择工厂倒闭，失业的大量增加更拉大了收入差距。

　　有人会说，那就控制垄断行业的收入，来个最高限额。我们也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切实行动。这里的问题在于，首先，如何界定最高限额是科学且合理的？其次，如果由于最高限额抑制了工作的愿望和努力，整个行业利润下降，整个国民收入蛋糕变小，从而失去了再分配的基础，那么社会福利最终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你也许会说，那也不能因此而让垄断企业就收入那么高啊！其实，最好的解决之道是拆除垄断壁垒，我看不出电信和金融这些行业为何不能让民营资本进入，行业准入的降低不仅将带来价格下降和服务提高，也将降低所谓“特许租金”，最终效率公平两相宜。

　　在我看来，相对于这些零散的解决方案，用“去碎片化”的思维来理解收入分配，可能更为重要。

　　要解释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无法绕开城乡差距。图2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差距的演变趋势，不难看出，进入2000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持续扩大趋势。事实上，城乡差距一直是中国收入差距的“罪魁祸首”，2002年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大约在43%（李实语）。这意味着，对于城市化率只有45%（2007年）的中国来说，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起点和关键是加快城市化。

　　其次，要从财政大格局下来理解收入分配。从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间的分配来看，2000年以来主要表现为居民和政府间的此消彼长，企业的变化并不大。这意味着，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在于降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相对份额。如果计算1978~2007年间中国财政支出的占比，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是，前三项分别是文教科学卫生（24%）、行政管理费（17%）和基本建设（17%）。教育投入无疑将增进整体福利，中国在居民医疗方面的投入显然还远远不足，但行政管理费和基本建设支出份额如此庞大，显然需要扭转，如何将这些支出通过恰当的方式变为转移支付、最低工资保障和社保，也是解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难点和重点所在。

　　按照中国城市化率在未来10年每年提高1%，之后10年每年提高0.5%的速度测算，当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0%的时候，也许你会惊讶地发现，中国收入差距终于回到了所谓的“合理区间”。（作者系本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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